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三)》）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与争议，其中有关房产分割问题的规定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争论最多的是夫妻单方个人房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如何认定与分配以及如何确定结婚之后父母为子女出资买的房产和婚前夫妻一方贷款所购房产的处理问题。

　　一、《婚姻法解释（三）》中有关房产分割问题的条文规定

　　1．《婚姻法解释（三）》第五条规定了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的共有财产。众所周知，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的收益主要包括孳息、投资经营收益和自然增值，那么这一规定明确表明了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婚后产生的孳息和自然增值不是其共有财产，同时也表明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生产、投资经营收益和知识产权收益归夫妻所共有。

　　2.《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规定了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是夫妻一方个人的财产；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但当事人另外约定的除外。鉴于中国国情，父母为了子女顺利结婚并能够更好的生活而出资为子女购买房屋，常常会倾其所有，注入他们毕生的积蓄，又出于面子或特殊身份的存在，他们一般也不会与子女签署任何书面合同来明确表示房产没有子女配偶的份额。但是一旦子女与配偶感情破裂致离婚时将该房屋认定为是夫妻共有财产来进行分割，势必会违背父母当时为子女买房的初衷，也损害了出资购房方父母的切身利益。因此，由父母为子女购买所得的不动产的产权登记在子女的名下并明确指出是父母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比较合理情，既符合了中国国情又解决了各种财产纠纷。同样，由夫妻双方父母共同出资购买的不动产，无论产权是否只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都应按照双方父母的出资份额来按份共有，也更符合实际情况。

　　3．《婚姻法解释(三)》第十条规定了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如果简单的从房屋产权证书取得的时间来划分按揭房属于婚前个人财产还是婚后夫妻共有财产，不难推断出可能会出现对一方显失公平的情况，所以将离婚案件中夫妻一方婚前贷款购买、婚后共同还贷的不动产作为一方的个人财产，符合物权法原理及合同法相对性原则。夫妻一方在婚前已经通过贷款的方式向房地产公司支付了全额房款，买卖房屋的合同已经生效，即在婚前已经取得了该房屋的全部债权，婚后只不过是将获得房产的物权财产转化，所以在离婚房产分割时将按揭房认定为是一方的个人财产进行分割比较公平。针对按揭房屋在婚后的增值问题，应充分考虑一方配偶参与还贷的实际情况，在协商的基础上进行房产分配，对其配偶做出相对公平的补偿。在将按揭房屋认定为是夫妻一方所有的基础上，尚未归还的贷款由购买者继续偿还，作为产权登记者的个人债务，这样处理不仅较易于操作，也同样符合相对性原理。

　　通过对以上规定的简单分析我们认为，《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仍然坚持了我国《婚姻法》所确立的夫妻共同财产制度，但是在夫妻个人财产的范围上进行了突破。简单的来说就是“父母买房儿媳没份，婚前贷款买房归个人”。而这点是完全不同于以往婚姻法解释中所作出的规定。

　　二、我国夫妻财产制度概述

　　夫妻财产制，通常又称为是婚姻财产制。具体来说，是包括夫妻婚前财产与婚后所得的财产的管理、归属、处分、收益、使用、债务的清偿以及婚姻解除时对财产的清算等各个方面的法律制度。在中外的法律体系中，通常的夫妻财产制度可分为分别财产制、共同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等三种形式。目前，我国采取的是夫妻的共同财产制，其属于共同财产制里所讲到的婚后所得的共同财产制。具体而言，就是从登记结婚那天起，除了某些法律能够明文规定的财产与夫妻双方约定为一方所有的财产之外，所得的财产都是夫妻的共同财产。但是，在结婚之前个人所有的财产并不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之后也不会因婚姻关系的存续而变成夫妻的共同财产，当然，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夫妻的离婚，就代表着夫妻共同的财产关系消灭，进而，发生夫妻共同财产所进行的分割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婚姻共同财产出现了很多新的特点，财产分割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具体表现为：1、金额大。夫妻共同财产在分割时标的物随之增大，财产分割所带来的影响也会更大。通常审理一般的离婚案件时都会适用简单的程序，但当前有不少的案件因为所涉夫妻共同财产的数额巨大而适用普通程序审理。2、内容新。夫妻共同财产种类繁多，包括股票、地产、知识产权等等有形或无形的财产。3、财产资金来源的复杂性。目前，虽说人们生活的水平越来越高，但绝大部分人还是靠工薪为生活的主要收入，他们在进行投资或购买住房时往往除了自己的出资以外，还向一些朋友借钱，甚至是贷款，家庭的其他成员也往往会出资对其予以支持。这样就使得夫妻共同财产会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来筹集。等到分割共同财产时，双方都各执一理，都主张是自己家里人和朋友出资的，使得法院在认定财产的性质上产生一定的难度。4、法律滞后，理论争议大。目前夫妻的共同财产内容在不断的更新，其自身的价值和性质也出现了复杂性，现行的法律对某些财产权属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也缺乏相关的司法解释，导致人民法院在处理这类纠纷案件时的难度变得很大。法律滞后是新形势下处理夫妻共同财产最显著的特点。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婚姻家庭的共有财产是维系婚姻生活的重要基础之一，而共有财产中的房产更是共有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正确对夫妻房屋产权进行分割，不仅与当事人重大利益密切相关，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那么，在此制度上出台的《婚姻法解释（三）》就顺应了司法实践中的迫切需要，对进一步完善我国婚姻法具有历史性地推动作用。

　　三、《婚姻法解释（三）》的出台背景

　　1、市场化、高房价等等所带来的价值观的扭曲和婚姻观的不正确。毋须讳言，高而不下的房价沉默了年轻人的梦想和激情，在种种压力下他们变得世俗甚至"愤青"，择偶观正是这种心态的集中表现。"有车有房，父母双亡"、"在宝马上哭而不在自行车上笑"等等，折射出部分人对待婚姻的非理性和误区性。新婚姻法的相应条款有助于厘清界限，明晰权利，对于避免由于上述原因带来的更多争议具有一定的作用。

　　2、今年来我国离婚率连续增长，离婚案越来越多。根据统计数据，今年一季度我国的离婚案达46.5万件，较去年同期又增长了17.1%。这已经是我国离婚率连续7年高增长。这是误入歧途的婚姻观的现实表现，人们忽视了婚姻的温情性， "闪婚闪离"等等层出不穷。新的司法解释更加尤其明确了离婚时对于房产等敏感重要的财产权属分配，使得法官判案有法可依，更加提醒人们将相濡以沫、白首偕老等等美好的词汇找回并在生活中得以体现。

　　3、同时我们看到，婚姻甚至道德不能仅凭法律来约束，更应通过精神建设来正化，通过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来教育、发展和弘扬。（1）涉及到精神道德文化领域，我们必须看到，法律是道德的最后一根准绳。婚姻中原本重视的互相扶持、互相敬爱等等核心思想，是法律无法通过条文来约束的。这就需要我们对婚姻，对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单元进行有效的思想引导，通过树立典型、弘扬传统等等方式，倡导婚姻本质的回归。（2）新婚姻法在操作性上，还可能面临着种种问题。比如"房产加名税"、"第三方赠予收回"等等，在实际判决案件上，仍有一个摸索、探究的长期过程。而法律究竟能否在道德滑坡的时候止住向下的加速度，还有待后期的实践结果。（3）我们应该看到，当前唱红歌、重孔儒等等一系列活动，是对精神文化的重新重视。在法律之前，我们也确实更应该重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建设，有机地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市场经济精神文明、先进文化思想等等加以融合，建立完整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毕竟，法律不是万能的，好的法律环境还要有道德基础才能支撑。我们完善法律，更要完善道德。

　　四、对《婚姻法解释（三）》中热点问题的解读

　　1、房产确权遵循法定登记与视为赠与

　　《婚姻法解释(三)》对婚姻财产中不动产的确权、归属及处置效力作出了规定。在这些规定中除第十一、十二条将调整标的明确指向“房屋”外，其他均以“不动产”表述。《婚姻法》解释(三)中所称的“不动产”应该指的是房屋房产或住房,将房产从婚姻财产中单列出来并作出规定是《婚姻法解释（三）》的一个亮点。

　　《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规定中所指的不动产一般是“父母出资”、“为已结婚的子女购买”、“ 登记在子女名下的房产”。现实生活中，父母出资给子女购房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父母直接付款购买 ，登记在子女名下的；有子女拿着父母给的钱购买，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也有父母将自己购买的房屋更名为子女名下的。至于该房屋是不是为子女购买的，一旦发生纠纷，很难界定。目前，我国采取的是不动产法定登记制度，无论基于何种原因发生的权属变动均需经登记才产生效力。依照《物权法》规定，不动产的产权以登记为准。登记在谁的名下，产权就归谁。至于是谁出的资，为谁而买，都不是对抗不动产登记人所有权的法定理由。由此派生的债务关系，则应另行处理。《婚姻法解释（三）》明确将“产权登记”作为确权依据，实现了《婚姻法》与《物权法》的有效衔接和相应一致。

　　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要正确把握“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中“视为”的运用。“视为”即为看做或看成的意思，是将原本不符合某种规定的行为也按照该规定处理的法律拟制方法，是一种假定，是把虚伪看做真实或将虚无当成实在的判断，带有强烈的主观臆断性。依据“视为”这一法律拟制方法审理案件，易于出现“张冠李戴”、“指鹿为马”的情形，因此一定要慎重。必须搞清楚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房屋的初衷或动意，是父母根据子女的需要而为其提供物质或金钱上帮助的家庭成员之间的资助，还是父母不管子女是否需要，而无偿地将房屋送给子女的赠与。资助行为与赠与行为虽然都是财产的转让形式 ，但二者有本质的不同。赠与是把自己的财产无条件地转移给他人；资助是将自己财产提供给需要的人。赠与不考虑受赠者是否需要；资助则是根据被资助者有需求。“对于个人无偿赠与不动产行为，税务机关对受赠人将全额征收契税，并在纳税人的契税和印花税完税凭证上加盖‘个人无偿赠与’印章”。由此看来，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房屋并将该房屋登记在子女名下，并非都是赠与行为。

　　2、一方父母出资赠房归个人所有

　　不同于此前的婚姻法解释，《婚姻法解释（三）》将结婚后买房的情况与结婚前买房的情况等同了起来。也就是说，即使两人先领了结婚证书，夫妻一方的父母再给孩子买婚房的，这套房产也不再属于婚姻存续间取得的共同财产。而如果是婚后双方父母共同出资买房的话，则按照双方出资比例分配房屋产权，这显然有利于保护实际出资购房以及出资多的一方的利益。此外，在实践当中，父母出资给子女购房，一定要有法律意识。如果是慷慨大度地赠给双方的，就写赠给双方。如果是明确赠给自己的子女，就写一个声明证明是给自己子女一方，避免婚姻破裂时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3、婚前一方购房，婚后一起按揭怎么算

　　关于婚前按揭房产，征求意见稿将其认定为婚前个人财产。社会公众认为征求意见稿是在保护男方的利益，对女方不公平。根据《婚姻法》解释（三）》第十条规定，我们可以举例来说明。假设男方婚前贷款买了价值100万的房子，当时首付3成即30万，贷款70万，婚后夫妻双方共同还贷30万，还剩40万银行贷款没有还清。此时若双方离婚的话，按照新规，首付 30万是男方个人财产，40 万未偿还贷款则为男方个人债务，只有已共同还贷的30万才属于共同财产，因此最后男方将能分到房子，40万债务将由他个人继续偿还，女方则只能分到已偿还部分的一半（15万），以及男方视房子市场价格上涨而协商给予的一定补贴。

　　从审判实践的做法不难看出，最高院的立法初衷是在比较极端的观点中进行平衡。在婚姻关系中，我国既强调保护妇女的权益，也明确男女平等原则。不能片面强调一方的利益，而忽视损害对方的利益，法律是采取折中的办法。此外，我国《婚姻法》也规定了一些离婚时的经济帮助制度。现行法律对夫妻共同财产、夫或妻一方个人财产的界定，在无约定的情况下，以婚姻登记时间为分水岭。这种简单的划分方法不仅给审判带来困惑，也会造成当事人的不公平。特别是当前产权证发放时间与购房时间间隔较长的实际情况下，一旦夫或妻一方婚前投入多而婚龄较短，就将不动产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不符合权利义务相对等的民法精神。因此《婚姻法》解释（三）》以不动产产权登记作为归属依据，比较合理。

　　五、简评《婚姻法》解释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自发布以来便在公众中掀起了轩然大波，舆论对其褒贬不一。网友戏称这部“新婚姻法”是男士特权阶级的保护法，大肆抨击其于女性保护的不利，是在保护婚姻中处于强势的一方而损害了其弱势一方的利益。也有学者认为《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所确立的夫妻财产制将“夫妻感情”和“财产”人为的分割开来，按照财产法的思路来对待夫妻财产问题。虽然从实证角度来看能非常容易的解决司法审判中遇到的种种难题，但是不可忽视的是此司法解释对现有的夫妻关系的一种离间作用。目前中国社会的特定情况下，房子是一个家庭最为重要的财产。作为婚姻的一个物质化载体，房子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夫妻感情。在此司法解释出台后，全国各地势必出现妻子要求丈夫到房产部门在房产证上加上妻子名字的“加名”风，从而影响夫妻关系。

司法视角下的正义、公正和公平


摘要：十五大、十六大报告连续提到司法改革，并相继出现了公正、正义和公平三个概念。可见司法改革势在必行，且公正、正义和公平应该成为司法改革的目标和准则。在司法领域，正义就是公正和公平。公正和公平作为正义的两个方面各有侧重。公正强调形式，是对法官和程序的要求；公平强调实质，其对象是诉讼两造。当前的司法改革应遵循一定的原则，也就是要符合公正和公平的具体要求。在公正方面对法官而言是法官独立、法官中立、法官权威和司法约束，对程序而言是重视程序、司法公开、实行对抗制等内容；公平又反映在诉讼双方权利对等、有效参与原则和效率原则三个方面。这些具体要求是公正和公平的细化，但又将作为抽象原则指导着司法具体制度和程序的设计和完善。
关键词：正义 司法改革 公正 公平

Abstract: 15th and 16th NCCPC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ntinuously referred to judicial reformation, and came up with impartiality, justice and fairness. We can see that judicial reformation is inevitable and impartiality, justice and fairness should be the aims and standards of judicial reformation. In juridical area, justice is impartiality and fairness. But as two sides of justice impartiality and fairness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s. Impartiality emphasizes on modal, and is the request to judge and process. Fairness stresses on essence and its aims are the concerned. Now the judicial reformation must follow some principles. In the other words, we must fit some specific requests of impartiality and fairness. On impartiality to judge they’re judge independence, judge neutrality, judge authority and judicial restrain, and to process they’re procedure, judicial avowal and antagonism. Fairness is reflected by equal right, effectively participate and efficiency. These requests are specifies to impartiality and fair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y serve as the principles of the judicial reformation that should help design and improve our concrete regime and process.
Keywords: Justice, Judicial reformation, Impartiality, Fairness







引 言

“我国在建立一种合理的司法制度乃至整个法律制度上面临着十分特殊的困难。这种困难不完全在于从立法上确立一套所谓’现代型’体制，还在于附着于体制之中的具体的、甚至相当细琐的小制度是否也能够得到确立，在于操作这种大体制与小制度的人们的观念是否适应体制与制度的要求。本世纪以来，我们在体制构建方面一直不落人后的，但是抽象的大体制禁不住与之背离的小制度的掣肘和抵消，加之一些配套概念未能确立，于是出现了种种实践上的缺陷，造成了设计者的美好构想不能兑现于制度运作的实际。久而久之，人们便不可避免地对法律制度有效调整社会生活的可能性发生怀疑，甚至对法治或依法治国本身的信念发生动摇。”[1]
司法改革的必要性不言而喻，它接连成为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的组成部分。继十五大提出公正，十六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公平和正义。至此，正义、公正和公平三个概念都正式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出现，正义、公正和公平应当成为司法改革的目标和原则。然而，这三个概念又是模糊的，怎样赋予它们科学合理的内涵，以指导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促进我国的社会进步，这是个艰巨紧迫而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任务。可能是笔者孤陋寡闻，迄今尚未见到关于这方面的较为系统的论述，希望以此文填补这种缺憾。故本文将试图在司法的视角下就正义、公正和公平进行探讨，在理清三者之间关系的同时深入地分析它们各自的内涵，研究它们作为抽象的原则如何确保“抽象的大体制”与“具体的、甚至相当细琐的小制度”之间的协调，顺带提及司法改革的重点。


第一章 什么是司法的视角

首先有必要对题目中的“司法的视角”作一下解释。
现代意义上的司法已突破传统意义上与立法、行政相对应的法院审判活动的范畴，指以法院为核心并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基础和国家强制力为最后保证的、以解决纠纷为基本功能的一种法律活动。[2]（P26）所以从广义上讲，司法实际涵盖了司法制度、司法活动及其相关的内容。司法制度，包括国家通过立法形式所确定的带有法律效力的有关司法权、司法机关和诉讼程序的全部规范，换句话说就是上文所提到的“既定的法律规则”。司法活动则是司法机关按照国家程序法规定所进行的全部司法实践活动，主要包括法院的诉讼审判活动，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的公诉，以及法律监督的各项职能，国家各级监狱依法监管罪犯的全部行刑活动等。
狭义的司法是以审判为主要内容的法院活动及其所依赖的制度规范，亦即传统意义上的司法。
审判不是司法的全部内容，但是不论怎么讲，却都是司法的核心，“都要遵循一定的程序，以既定的法律规则为前提，运用其特有的解纷原理，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全、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为基本职能。”[2]（P4）而本文所谓的“司法的视角”也正是取这一种狭义的理解，始终强调一点——以审判为核心。
第二章 正义概念的发展和司法中的正义

第一节 正义的概念
在我国，正义包含着一切美好的事物和信念。
然而，正义一词最初却是由西方传来的。西方法文化的的核心问题就是法与正义（jus e justum）的关系问题，故而正义成为法学家们永久的话题。正义的理论是关于正义是什么，作为一种伦理标准如何决定它的地位，决定这种标准的要求实际上是什么的理论。自其诞生以来，无数的学者和思想家赋予了它不同的内涵。
在古希腊，正义以一种调整自然力对宇宙组成部分的作用，保证平衡与协调的先验宇宙原则第一次出现。毕达哥拉斯发展了正义是平等的思想。
柏拉图把正义看作是个人和国家的“善德”。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21](P31)
亚里士多德说：“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按照一般的认识，正义是某种事物的‘平等’（均等）观念”。[11](P148)
西塞罗认为正义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人类精神意向”。[22]（P216）
乌尔比安说：“正义是给予每一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
阿奎那认为正义是“一种习惯，依据这种习惯，一个人以一种永恒不变的意愿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
总体来讲，尽管柏拉图讲到国家、亚里士多德讲到公共利益，但是正义的范围限于那个特定社会的很小一部分人，不可能遍及社会全体成员。中世纪及中世纪以前对正义的理解也多限于个人，具有很强的局限性。进入近现代特别是20世纪，人们对正义的关注从个人扩大到社会，正义关注的对象具有了相对的普遍性。
18世纪末，康德的观点导致了如下态度：在正义的名义下，自由应是最大限度的，而限制应是最小限度的。
20世纪初，社会法学的耶林和狄骥抛弃了正义的直觉概念，分别在对个人、社会和公共利益的安全与保证中和社会团结中发展了正义和社会功利主义的正义理论。著名的社会法学代表人物庞德说：“在伦理学上，我们可以把正义看成是一种个人美德或是对人类需要的一种合理、公平的满足；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上，我们可以把社会正义说成是一种与社会理想相符合，足以保证人们的利益与愿望的制度；在法学上，我们讲的执行正义（或法律）是指在有政治组织的社会中，通过这一社会的法院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安排人们的行为；现代法哲学的著作家们也一直把它解释为人与人之间的理想关系。”[3](P73)
博登海默认为“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与要求，并与此同时促进生产进步和社会内聚性的程度--这是维持文明社会生活方式所必要的--就是正义的目标。” [4](P238)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认为正义的主题或对象就是社会，尤其是社会的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正义即指制度的道德、制度的德性，是指称社会基本结构的属性是否道德的一个概念。正义原则必须是这样的原则：它们具有一般的形式，普遍适用于一切场合，能够公开地作为排列各种冲突要求之次序的最后结论来接受。[10]
大致看来， “给予每个人以其应得的东西”或者说“各得其所”的确体现了正义最为一般的规定性，它可以适用于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似乎具有永恒性。但是正义是个抽象的概念，涉及价值判断，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学者们所处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更要受到学者阶级地位的制约，所以就象“变幻无常的脸，随时可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及极不相同的面貌。” [4](P240)即使资产阶级法学家也已意识到这一点，正如凯尔森所言：实际上用来作为正义标准的规范是因人而异的并且是经常相互冲突的。某一事物是否正义只是以认为存在适当正义规范的人而定。这一规范也只是为了那些由于这一或那一理由，对该规范所定的事物抱有希望的人才存在的。[18](P49)就因为此，自然法学派的正义遭到了不少批判。许多法理学家或学派因各种不一的原由，根本否定这种探讨的可能性、适当性或必要性。凯尔森甚至讥之为“是一个典型的幻想，是为了使主观利益加以客观化”。[18](P49)
在谈到正义时，马克思也曾指出：“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交易的法律形式--契约，其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 [7](P339）恩格斯在批判普鲁东时指出：“这个正义却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在其保守方面或在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神圣化的表现。” [6](P539)他们都侧重于从经济特别是阶级结构的的角度对正义进行解释，否定正义的独立实在性。
但是，我们肯定正义思想作为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并不必然地排斥其科学性、客观性。只要这种意识形态所反映的社会集团的利益是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相一致，就可以认为它具有客观性，是与客观性相容的。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否定正义的独立实在性，这不表明他们否认正义在特定社会的制度构建上的积极意义。尤其在今天，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过阶级社会的正义，就盲目地否定我们今天追求社会主义正义的合理性。
正义的理论内核是不变的：法与正义相同一。正义与法的这种与生俱来的紧密联系在古往今来的各种定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因为此，几千年来西方人不断的追求正义与法的完美统一，终于在资本主义实现了法治，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这个目标，他们积累了几百年的丰富成果和经验不容我们忽视。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以正义为核心的自然法理论在20世纪的复兴。自然法思想在西方源远流长，19世纪因为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自然法思想几近销声匿迹。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对人权造成的令人发指的践踏，促使人们深刻反思实证主义哲学，并激发了人们对正义理想的莫大关注和兴趣。以此为契机，自然法思想才得以复兴和蓬勃发展。再者，人们在“由法学方法论、法律诠释学的反省思索中，益加发现法官断案仍难以凭借完全免除价值判断的条文操作而便可推导出结果。况且，如果法律体系本身是邪恶不义的，则一个‘合法’、基于此法律体系内在结构本身可被称为‘正确’的判决，却不是一个‘正义’或‘道德上正确’的判决，则亦未能实现法律之终极目的。” [8]且“今日基本人权的理念在国际、国内法律体系中的大行其道，被视为最高指导原则，以及甚至以往只在反映“‘力’的国际法之中，确立民族自决权、非战、否认征服及在威胁下定约的合法性……，则今日法律，显然并无‘不管道德了’、‘离道德越来越远’的迹象，反而更具道德的自觉。” [8]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正义在今天仍然有其生命力。
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曾经对西方精神文明持有不同程度的偏见，特别是常常以建设有中国特色为由不加区分地拒绝和排斥。正义，也长期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法学的观念不被接受。然而可喜的是，正义原则作为法律的核心和基本原则，在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的作用，逐渐为我国认识到并应用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实践。党的十六大报告也首次正式以党的决议的形式提出了正义，为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正义提供了理论支持，依法治国方略的内涵得到了扩展和充实。
要适应我国的国情和现实的需要，需要我们从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角度出发，对正义作出科学的定义。杨一平博士这样定义：“正义就是各得其所，而所得的内容是由每个人所处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文化背景决定的。” [2](P20) 这无疑揭示了正义的本质，是较为科学的定义。但是限于本文所讨论的是司法视角下的正义，正义的内涵又不仅于此，它有着更为具体的内涵，因为和下文有极其重要的关联，在此暂不作出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