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资源部


关于印发《中央地质勘查基金（周转金）项目监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国土基金〔2008〕36号


中央地质勘查基金各项目监理部：
经国土资源部批准，现将《中央地质勘查基金（周转金）项目监理暂行办法》印发试行。


二〇〇八年九月十八日


中央地质勘查基金（周转金）项目监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中央地质勘查基金（周转金）项目（以下简称基金项目）的监督管理，保证项目实施的工作进度、工作质量及勘查经费的合理有效使用，根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央地质勘查基金（周转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2006]342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央地质勘查基金（周转金）（以下简称地勘基金）全额投资及合作投资的项目。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项目监理，是指监理单位受国土资源部中央地质勘查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基金中心）委托，根据监理合同规定的内容和权限，代表基金中心对基金项目施工的质量、工期、经费、成果等目标实施监督管理的全过程。
第四条 监理的依据是基金中心出具的勘查设计书、项目合同、委托监理合同，以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勘查规范、规程和技术标准等。
第二章 监理组织
第五条 基金中心是基金项目监理的主管机构，负责基金项目监理的组织、协调以及对监理单位监理业务的管理与指导。其主要职责是：
（一） 贯彻执行基金项目监理工作的有关规定；
（二） 负责与监理单位签订监理合同，监督检查委托监理合同的履行情况，对监理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指导，负责基金项目监理资格的审查与管理；
（三）对基金项目监理业务进行监督，调处监理争议，查处重大监理事故和违法监理行为；
（四）受理、审查监理单位提交的项目监理报告并按规定做出相关处理；
（五）负责与基金项目监理有关的其他管理工作。
第六条 基金项目监理实行合同管理，由基金中心与监理单位签订委托监理合同，委托监理合同根据基金项目实际情况，可以采取一个项目签订一个合同的方式进行委托，也可以采取多个项目签订一个合同的方式进行委托。委托监理合同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监理的范围和内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监理费的计取和支付，违约责任，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等。
第七条 承担基金项目的勘查单位应当服从监理单位的监督管理，建立健全自身的质量保证体系，完善各级质量管理责任制度，配备专职质量检查人员，配合监理单位搞好监理工作。
第三章 监理单位、机构与资质要求
第八条 监理单位和监理人员应按照严格监理、恪守公正、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好项目的监理工作。
第九条 监理单位应当具备相应的项目监理资质，由基金中心按照市场竞争方式确定或根据实际情况指定。
第十条 监理单位应当成立专门的项目监理办公室，配备相应的人员和设备，按照委托监理合同和本办法的规定，独立、公正、有效地开展项目监理工作。
第十一条 项目监理办公室人员的构成，以能对被监理项目各施工环节实施有效控制为原则，合理配备。监理办公室设总监理工程师（简称总监）1名，同时，根据项目实际需要，配备地质勘查相关专业工程师若干名，人员专业领域应当包括地质、钻探、物探、化探、测试、地质经济等不同类别。
第十二条 监理工程师由监理单位聘任，报基金中心审核备案。监理工程师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
（二）在地质勘查或相关经济工作专业岗位工作10年以上，担任过矿产勘查项目的技术负责或勘查工作中相关专业的技术负责，或者在地勘局、地质队从事过矿产勘查的组织管理工作；
（三） 熟悉本专业技术标准或规范；
（四） 身体健康，胜任野外工作，年龄一般不超过65岁。
第十三条 基金项目监理实行总监负责制。总监是项目监理的总负责人，代表监理单位对基金中心委托的监理项目负责，对项目监理结果负有全面责任。监理过程中必须由监理单位签字的应当由项目总监签字，并对签字负责。发现项目施工单位有影响工程质量和违规操作行为，需要立即予以纠正的，项目总监有权先下达停工令后再行报告。

第四章 职责权利与义务
第十四条 监理的职责权限与义务在基金中心与监理单位签订的委托监理合同中明确。
第十五条 监理工程师的职责是按照勘查合同及技术规范、规程要求对项目的施工质量、勘查技术方法手段、勘查设备使用、数据采集与分析、工程进度、工作量完成及经费使用等方面进行全面监督管理，参与项目的野外验收及成果报告审查工作。
第十六条 监理单位及其监理工程师享有下列权力：
（一）参加项目设计变更的审查、年度项目评估、野外验收和成果报告编制的审查；
　　（二）查阅项目任务书、设计书、专家审查意见、设计批复等有关技术资料；
（三）查阅项目的野外工程施工纪录及阶段性总结成果，检查项目取样、送样及样品分析结果，纠正不符合技术规程要求和设计要求的勘查工作行为；
（四）查阅项目经费使用的财务报告，纠正不符合财务要求的资金使用行为；
（五）监督勘查单位施工计划的实施，勘查工程未按计划进行的，有权要求项目勘查单位采取必要的措施加快施工进度，确保工作量按设计要求完成；
（六）监督检查项目勘查单位技术人员数量及构成、勘查设备、技术方法、外协施工质量要求与勘查合同有关约定是否相符，对不符合约定的有关事项有权提出整改要求；
　　 （七）督促项目勘查单位及时履行合同规定的责任事项和法定承诺。
　第十七条　　监理单位及其监理工程师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提出年度监理计划；
（二）按项目工种和工作阶段跟踪报告项目监理工作进展及总体情况、建立项目监理档案；
（三）根据监理情况，向基金中心就调整项目施工方案、项目施工终止、制定整改措施、调整项目经费拨付方案、项目续作意见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
（四）按照规定的时限及要求向基金中心报送监理报告；
（五）接受基金中心的业务检查与指导；
（六）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对基金项目有关技术数据负有保密义务，除按规定向基金中心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报告外，不得向其他方泄露项目技术资料。
第五章 监理程序及内容
第十八条 监理工作应当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监理单位制定监理计划，研究基金中心提供的项目有关技术文件（任务书、批准的设计及审查意见书、批复、合同等），制定监理方案；
（二）基金中心在项目勘查开工前书面通知项目勘查单位，告知监理单位、监理人员及监理权限等事项，并报送项目所在地的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备案；
（三）监理单位实施野外现场监理前，应当提前10天书面通知被监理项目的勘查单位，提出有关监理工作要求，并报基金中心备案；
（四）项目勘查单位收到监理单位发出的监理通知书后，应当按照要求准备有关技术文件及材料，并为监理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
（五）监理工程师采取听取项目工作汇报、查阅资料、抽查样品、野外实地监督检查等方式开展监理工作；
（六）实地监理工作结束后，监理单位向项目勘查单位提出书面监理意见，勘查单位对监理结论签署意见；
（七）监理单位向基金中心提交监理报告，同时报送项目所在地的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第十九条 监理工作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审查施工进度和施工方案，监督项目工作任务的执行情况；
（二）抽查勘查工作质量，检查工程质量保障措施落实情况；
（三）检查年度预算执行情况，核实合作项目匹配资金到位情况，检查项目工作量完成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按规定的项目进度提出阶段性资金支付意见；
（四）监督检查项目科学管理、文明施工、安全环保措施及目标的落实情况；
（五）核实地质找矿成果；
（六）根据阶段性成果控制监理情况，适时提出项目续做或终止的监理意见；
（七）按项目工种、工作阶段或时间进度提交监理工作报告。
第二十条 监理单位每次开展项目监理的监理工程师的人数应当不少于2人，监理工作应当覆盖项目实施的野外和室内工作各环节，涉及工作质量的抽样检查应当不低于5%。
第六章 监理过程中重大事项的处理
第二十一条 项目勘查实施过程中，因野外地质、地貌或者施工现场环境、施工技术条件等因素发生变化，项目勘查单位提出变更设计，或者项目监理工程师根据勘查工作需要，提出调整施工方案建议的，监理单位应当组织有关专家和项目勘查单位进行必要的研究论证和现场踏勘，确认变更内容，制定变更方案。组织实施变更的权限如下：
（一）经确认属于合理变更且不引起经费变化的，监理单位可直接签发变更同意书并报基金中心备案。
上述变更包括但不限于对轻型山地工程的调整，重型工程在规范允许范围内挪位，工程施工顺序的局部调整，钻孔的提前终孔或加深等情况。
（二）凡涉及技术及经济上的重要变更，对施工质量、预期成果、安全环保及经费引起重大变化的，变更方案应当报基金中心审定同意后再组织实施。
第七章 管理监督及纠纷处理
　　
　　第二十二条 监理单位必须严格履行委托监理合同，接受基金中心及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 监理单位在执行监理任务过程中与项目勘查单位或者与基金中心就有关监理事项发生争议的，争议各方应当按照勘查合同、委托监理合同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技术规程规范的规定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申请仲裁。
第二十四条 监理单位或者监理工程师与被监理的项目勘查单位存在事实上或者潜在的利益关系的，该监理单位或者监理工程师应当回避；涉及监理单位回避的，由基金中心视情况进行调整。
第二十五条 监理工作人员不得收取项目勘查单位的额外津贴、补贴以及其他任何可能影响公正执行监理任务的利益。
第二十六条 从事监理活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监理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财务管理的规定，严格对监理工作费用的管理，做到专款专用，不得挪用和截留。对违反财务管理规定，截留、挪用监理工作费用的责任人，依法追究责任。
第八章 监理取费
第二十八条 监理取费通过委托监理合同确定，在基金组织实施费中列支，由基金中心支付。
第二十九条 项目监理费纳入项目预算，按年度拨付。监理取费具体标准见附录。
第九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基金中心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二〇〇八年九月十八日起施行。

附录
基金项目监理取费表
级别 项目预算额 监理费率（%） 备注
1 不超过500万元 4.0 　
2 超过500万元到1000万元部分 3.5 　
3 超过1000万元到5000万元部分 3.0 　
4 超过5000万元到10000万元部分 2.5 　
5 超过10000万元部分 2.0 　

注:监理费率调整系数:煤炭勘查项目为0.8，磷、重晶石、萤石、高岭土、钾盐等矿种为1，其他矿种为1.2
　　一、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


　　199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首次规定了在商业活动中经营者的贿赂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责任，开始对商业贿赂违法行为进行法律规制。随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6年11月15日发布了《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一次比较明确地界定了商业贿赂的概念。该《规定》第2条指出：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确立及商业交往的频繁，商业贿赂行为的触角也深入到商业活动的各个环节，对公平、开放、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造成冲击与破坏。因此，现行刑法将商业贿赂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但同时并未规定商业贿赂的单一罪名而是分散规定于刑法第三章第三节、第四节、第八章等章节中--商业贿赂犯罪并非刑事立法意义上的术语。


　　理论上，商业贿赂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说以贿赂行为发生的领域为标准，认为凡是发生在商业活动领域的贿赂行为均为商业贿赂。[1]--当然包括以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公务型贿赂犯罪及以非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业务型贿赂犯罪。狭义说以贿赂行为的主体为标准，认为所谓商业贿赂仅指上述业务型贿赂，而不包括公务型贿赂。狭义说将着眼点放在贿赂行为对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而广义说更兼顾了在商业活动中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保护。但是，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在商业活动中所发挥作用的现实、社会政策及司法实践来看，将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公务型贿赂排除在商业贿赂的视野之外是不科学的。[2]


　　根据我国商业贿赂的相关法律规范及司法实践，商业贿赂犯罪是指在作为市场主体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之间及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与政府之间，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为获得交易机会而违反公平竞争原则，给予对方非法利益，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二、我国现行立法中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


　　目前世界各国对狭义的商业贿赂行为即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法典型立法模式，即把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集中规定在刑法典之中。如美国纽约州的《商业贿赂法》、挪威的《一般公民刑法典》及《芬兰刑法典》均以法典或单行法的形式规定了商业贿赂犯罪。其二是附属刑法型立法模式，即把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分散规定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法律中的刑法规范（即附属刑法）之中，而很少甚至根本不体现在刑法典中。如日本刑法典中仅规定了公务型贿赂而未对业务型贿赂作出任何规定，但《日本商法典》第494条规定，公司的特定人员接受有关公司事务的不正当请托，收受、索取或者约定收受财产上的利益的，处5年以下惩役或者50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此外，《不当赠品及不当表示防止法》和《不公正的交易方法》也对业务型贿赂规定了刑事罚则。


　　我国现行刑法将商业贿赂（公务型贿赂与业务型贿赂）犯罪集中规定于刑法典中，其中，业务型贿赂所涉及的条文包括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及第四节的第163、164及184条，公务型贿赂涉及的条文包括刑法分则第八章第385条至393条。有学者认为我国对商业贿赂的立法模式属于法典型与附属型的混合模式，理由是除了在刑法典中规定了商业贿赂犯罪之外，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2条也规定：“经营者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这一观点是存在疑问的--附属刑法，在独立于刑法典之外而存在的刑事责任条款，但作为这一观点论据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的相关条款并不具备附属刑法的实质特征--独立的刑事责任条款，而与日本的附属型立法模式下在刑法典之外的法律中直接规定刑事责任的具体内容根本不同。因此，应认为，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属于法典型的立法模式。过于集中的立法模式虽然满足了刑法稳定性的要求，但在我国加快推进市场经济建设及商业活动的形式与内容不断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又难免凸显出法典型立法应对现实情况的滞后及吸取附属刑法立法模式合理因素的必要性。


　　三、我国现行商业贿赂犯罪立法存在的不足


　　首先，从我国打击商业贿赂的立法沿革来看，对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规制经历了由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向刑事责任的转变，即199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首次规定了在商业活动中经营者的贿赂行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责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96年11月15日发布了《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一次比较明确地界定了商业贿赂的概念；现行刑法则在分则第三章第三节以第163条、164条两个条文对业务型贿赂进行刑事制裁。商业贿赂犯罪立法已有15个年头，期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商业活动的蓬勃发展，商业贿赂也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幽灵，其危害作用愈加明显；同时，理论界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对商业贿赂的概念、现行立法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提出了完善的建议，[3]但我国的商业贿赂犯罪立法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立法简单、粗疏的先天不足，之后虽经刑法修正案予以修正，但也只是在《刑法修正案（六）》中扩大了主体的范围，在之前公司、企业人员的基础上增加了“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并由“两高”对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办理进行解释，从总体上而言，现行立法（刑法典及修正案）并未很好地、系统地反映近年来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研究成果，比如，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概念及构成要件各要素的界定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在刑事立法本身较为粗疏的情况下，仅仅靠通过出台司法解释来查漏补缺可能很难达到目的。


　　其次，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商业贿赂犯罪虽在法典中相对集中地予以规定，但相对于美国纽约州以《商业贿赂法》的单行法形式对商业贿赂行为专门作出规定、《日本商法典》等相关法律规范中设置刑事责任条款而形成众多的附属刑法规范相比，我国现行商业贿赂立法特别是对存在于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之间的业务型贿赂行为仅仅规定了刑法第163条、164条两个条文、两个罪名（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且规定的内容大而化之、较为粗疏。在目前业务型商业贿赂犯罪情况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依据刑法典中寥寥数个条文加以规制，则只能将形式多样的商业贿赂行为归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两个罪名之中。“这种做法将个罪的范围界定得过于宽泛，难以准确反映每个行业的特点，在罪状上无法做到完备地描述”，[4]同时，商业活动的领域广泛、形式多样、部门众多、专业性强，商业活动中的经营者往往并不直接通过刑事法律规范来获知其行为的后果，而主要地是通过其商业活动相关的民商事法律规范、通过民商事法律规范中的附属刑事责任条款来了解其行为的刑法意义，而正因为刑事责任条款存在于不同的民商事法律规范之中，该民商事法律规范往往对可能导致刑事责任的行为特征作出了具体而细致的描述，这就大大降低了刑法典对不同类型的商业贿赂行为进行立法规制的难度，同时，也有利于发挥附属刑事法律规范的威慑力--“有的犯罪发生于特定领域，涉及特定行业的人群，他们更关心的、更容易接触到是调整自己特定职业领域的法律关系的法律，如公司法、教师法、医师法等。相反，刑法典的规定对这些人群而言则较为疏远。因此，在相应的部门法中设置罪刑规范更有针对性，更能有效发挥刑法的功能”。[5]如日本就将业务型的商业贿赂行为分散规定于《日本商法典》等法律规范之中。


　　再次，我国现行刑法中的商业贿赂类型如前所述，可以大致分为公务型贿赂与业务型贿赂，公务型贿赂涉及的条文为刑法分则第八章第385条至393条，而业务型贿赂涉及的条文仅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三节、第四节第163条、164条及184条。仅仅从条文数量上来看，即可以直观地反映出我国现行立法对公务型贿赂的重视及业务型贿赂立法的相对薄弱。公务型贿赂在刑事立法中成为刑事制裁重点，是否就意味着业务型贿赂犯罪的行为结构相对简单而不必耗费过多的立法资源呢？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呈现出行为方式越来越隐蔽、越来越复杂，并随着跨国贸易的增多，商业贿赂的对象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内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甚至包括了对外国国家公职人员进行贿赂。商业贿赂行为的愈加复杂与多样，与业务型贿赂犯罪在现行刑法体系中的次要地位是不相适应的，需要刑事立法对社会现状作出积极的回应，以完善我国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有学者还指出：在我国已经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情况下，应考虑将该公约第8条所规定的“影响力交易行为”纳入我国反商业贿赂的立法体系。[6]


　　又次，与国外商业贿赂的相关立法相比，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仍较为狭窄，不能适应严厉打击商业贿赂行为的司法与现实需要。如美国《模范刑法典》所规定的商业贿赂的主体包括：（1）他人的合伙人、代理人或者雇员；（2）受信托人、监护人或者其他委托人；（3）律师、医生、会计、评估人、其他职业顾问或者其他资料提供人；（4）法人或者非法人团体的主管人员、董事、经理或者其他参与管理事务的人；（5）仲裁人或者其他代表公正的裁决人或者审断人。[7]该法典所规定的主体范围较广，不仅包括了我国刑法中的公司、企业人员，还包括如律师、医生、会计等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法国刑法典规定商业贿赂的主体包括任何职员办事员雇员以及以任何形式领取工资的人，立法更为概括、简练，但所涵盖的范围更加广泛。《芬兰刑法》则规定商业贿赂的主体包括作为公司或者基金会的管理机构或者董事会的成员、常务董事、审计员或者司库或者在代表商业机构履行某项职责的人，其所规定的主体范围亦较我国立法更为宽泛。对比而言，我国现行《刑法》虽然经《刑法修正案（六）》增加了“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但一方面主体范围仍然狭窄，例如，如何处理律师、医生、教师或者裁判等的受贿行为？另一方面，如何界定“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又成为摆在理论界与司法实践面前无法回避的难题。


　　第五，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也对贿赂外国公务员的行为予以规制。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在1997年制订了《禁止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公约》，强调成员国在国际商业交易活动中均承担反贿赂的责任。[8]国际商会于1999年修订的《打击国际商业交易中的勒索和贿赂的行为准则》则强调了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及企业共同采取行为以实现国际贸易领域更加透明的目标。[9]我国于2005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1条也明确规定了商业贿赂犯罪。此外，美国于1977年制订了《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简称FCPA），之后历经三次修订，适用对象的范围不仅包括了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的本国公民和经济组织，之后还扩大到对外国企业和公民在美国境内实施的行贿行为。考虑到仅靠美国单方面治理海外商业贿赂，制裁本国企业或向本国人员行贿的外国企业，不仅不利于保护美国企业，美国国会自1988年起，积极寻求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合作，推动美国的主要商业贸易伙伴实施类似的“反海外腐败法”。经过长期努力，美国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共同签订了《国际商业交易活动反对行贿外国公职人员公约》，积极推进全球性的反海外商业贿赂进程。[10]虽然我国早在2005年即已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反观我国的反商业贿赂立法，并未将该公约的相关内容转化为国内立法，对海外贿赂行为的立法规制仍付之阙如。这一方面与国际社会协作打击跨国商业贿赂行为的趋势相悖，另一方面，也使得现行立法无法对我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人员在跨国商业活动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组织人员的行为进行法律规制。


　　第六，在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定刑设置上，如美国、芬兰、德国、俄罗斯、法国等国，均在处自由刑的同时规定了财产刑（罚金或没收财产），体现了对财产刑的重视，这也正是对商业贿赂犯罪属贪利型犯罪的直接回应，正是通过广泛地规定财产刑，使得商业贿赂犯罪的行为人获取利益的目的落空，使贿赂犯罪变得无利可图，同时剥夺犯罪分子再次实施犯罪的经济条件，以获得较好的预防及惩戒效果。正如贝卡利亚在其名着《论犯罪与刑罚》第三十章“盗窃”中所言：“对那些大发他人之财的人应该剥夺他们的部分财产”。反观我国现行的贿赂犯罪立法，《刑法》第163条、164条均以“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为区分，例如《刑法》第163条规定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第164条对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数额巨大”的情况下，可以并科财产刑（罚金或没收财产），但在“数额较大”的情况下，仅科以自由刑，而并不附加任何财产刑，似与“重财产刑、轻自由刑”的趋不相符合。


　　同时，在公务型贿赂犯罪的法定刑中设置了死刑，与国际社会减少、废除死刑的潮流相悖。再从司法实践来看，贿赂犯罪中的死刑往往备而不用，因贿赂犯罪而被判处死刑（包括死缓）的公职人员数量并不多。与其设置死刑起不到威慑与惩戒的立法意图反而授人口实，且因“死刑不引渡”的原则为贪腐官员引渡回国追究其刑事责任造成障碍而被动应对，不如主动对贿赂犯罪的法定刑设置予以调整。


　　第七，我国现行立法对贿赂的对象往往认定为财物，范围过窄。而目前多数国家的立法规定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不仅限于财物。例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90条第1款规定：“公职人员由于为了行贿人或其代理人的利益而实施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行为（不作为），或公职人员由于职务地位能够促成此种行为（不作为），以及利用职务之便进行一般庇护或纵容，因而亲自或通过中间人接受金钱、有价证券、其他财产或财产性质的利益等形式的贿赂的，构成受贿罪。《意大利刑法典》将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规定为钱款或其他利益；《德国刑法典》、《奥地利联邦共和国刑法典》也将其规定为利益或财产性利益。新加坡《预防腐败法》对于贿赂犯罪行为对象--报酬的规定则更为详细，在其第2条中强调：报酬包括金钱，或者任何礼物、贷款、费用、酬金、佣金、有价证券或者其他财产或者任何形式的财产性利益，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任何职位、就业或合同；任何贷款、合同债务或其他债务的部分或者全部支付、免除、清偿或者清算；任何其他服务、好处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利益，包括提供保护使之免受任何刑罚或者被褫夺资格的处分或者逮捕，或者使之免受任何纪律或者刑事性质的诉讼或者控告，不论这种诉讼或者控告是否已经进行，还包括行使或放弃行使某种权利、职权或者职责。[11]《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将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界定为不应当获得的利益或任何不正当的利益。


　　四、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