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人民政府


四川省出口商品外汇留成分配办法
四川省人民政府



根据国务院发 （1985）45号文批转执行的《出口商品外汇留成办法》，制订四川出口商品的外汇留成分配办法：
一、一般商品出口留成比例，按收汇全额计算，国家确定我省为中央部管商品分百分之二十，地方商品分百分之二十五。
省里分得的部分作为百分之一百计算，其分配办法是：
1、以百分之五十分配给委托出口或生产供货企业，其中农产品部分分配到县，县要将大部分分给供货企业。
2、以百分之五十由省和地区两级统筹使用。其具体分配比例是：省统筹安排使用百分之三十；市、地、州百分之十五；出口商品供货的省级主管部门百分之三；其余百分之二由省掌握用于奖励出口计划完成得好的地区、部门和外贸出口公司。三个自治州的外汇留成，省不统筹，全部
由州按规定分配使用。
省统筹安排部分，三分之二由省计经委掌握，主要用于到期外债的偿还和国内短缺原材料的进口；三分之一由省经贸厅掌握，主要用于扶持出口商品生产。
二、新光公司组织出口军工部门生产的民品，外汇留成分配比例同本办法第一条。
三、出口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零配件 （包括以进养出的净创汇部分和对外承包工程项下出口的部分），国家按当年实现的出口收汇给省留成百分之五十 （其中百分之三十用于解决该项出口产品所需的原料、材料、辅料的进口，谁得这项外汇，谁应承担原料、材料、辅料的供应），
按本办法第一条确定的比例分配。
四、各类外贸公司经营进料加工、来料加工出口的商品，按净创汇金额 （即扣除进口原料、材料、辅料、设备等用汇）留成百分之三十，其中分给加工企业百分之七十，外贸公司百分之三十。
五、经批准有出口经营权的地方外贸公司，可按出口商品收汇总额提取经营费用外汇留成百分之一。该项留成按规定由经贸厅按月统一计留分拨。
六、地方、部门、企业所得的留成外汇，主要用于进口一部分工农业生产建设以及市场城市的物资及调和。鉴于各地外汇留成有较大增大，今后各地技术引进项目所需外汇都由各地自行解决。
分给企业的留成外汇，本企业不用时，经外汇管理局批准，省可统一安排给需要单位使用。
调拨出口的商品的留成外汇，原则上归调出的省使用，各外贸出口公司必须把我省应分部分收回缴省。
七、我省应分的外汇留成，属于留给省统筹使用的，按月由外汇管理分局分别划拨给省计经委和省经贸厅；属于留给地区、省级主管部门和省用作奖励的，由外汇管理分局划拨给经贸厅进行分拨和奖励；留成给企业的，由外汇管理分局划拨给经营出口的外贸公司进行分拨；留成给中央
有关部的，由外汇管理分局直接划拨给经贸部。省对地区、部门、企业的留成外汇结算，为了简化手续，可以按季计算分拨。
八、出口商品外汇留成，从今年志按本办法执行。过去省里的有关规定与此有抵触的，经本办法为准。



1985年7月1日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与大规模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网民通过网络表达意见建议和进行政治参与，党和政府也越来越注重利用网络问政、网络咨询决策和网络信息发布来倾听吸纳民意和提高行政效率。但是，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促进民主的同时，也为网络多数暴政的产生提供了温床。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网络民主，首先在于规避可能出现的网络舆论失范现象，尤其要解决“网络多数暴政”这一问题。

　　“网络多数暴政”这一名词早已频频出现在网络空间和现实媒体当中，并且其指涉的现象和内涵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和共识。一般认为，“网络多数暴政”就是部分网民利用网络空间形成强势的网络舆论，对他人不分青红皂白的大肆抨击和鞭挞，从而影响他人正常生活和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这一现象的成因既包括网络空间技术构成不同带来的影响，也包括网络的主体网民本身自有的现实处境和社会心理的共同作用，同时还在于网络本身特性所引起的独特现象。

　　其一，数字鸿沟的存在导致话语权的偏颇。数字鸿沟是指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或不同人群中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在掌握和应用数字信息技术方面的差距。就我国而言，虽然我国网民的数量规模已经超过了4亿，网络的普及率也在持续上升，但网民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职业结构甚至收入结构都有比较大的差异。同时，不同群体的网络应用和使用方式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可以说，我国互联网的数字鸿沟是明显存在的，此社会中面临的差异问题影射于网络之中，将导致不同的群体在网络中同样处于不平等或者说是不一致的地位，因而造成个体之间话语权的偏颇，对于网络舆论的形成产生很大的影响。

　　其二，群体极化易造成极端倾向。网络空间中的“群体极化”现象非常容易形成。虽然网络空间中的选择性很大，但是基于网民害怕被孤立或者被疏远的社会心理，很少有网民自愿进入与自己观点相左的网站。由此，大部分网站聚集的网民具有很大的同质性，导致的结果是网络的同构性也越大，不同意见与立场的冲突在特定的网络空间中就会越来越少。同时，由于网络空间领域聚集的网民群体表现出群内同质、群际异质的特性，网络很容易成为极端主义的温床。并由虚拟世界转化为现实世界的破坏力，这就使得网络群体极化迈向社会群体极化。

　　其三，沉默螺旋之下“多数意见”的凸显。“沉默的螺旋”理论是一个政治学和大众传播理论，它的中心思想是：如果人们觉得自己的观点是公众中的少数派，他们将不愿意传播自己的看法；而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的看法与多数人一致，他们会勇敢的说出来。同时，媒体通常会关注多数派的观点，轻视少数派的观点。于是少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小，多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大，形成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模式。在网络空间中，社会孤立的心理恐惧感并没有消失，网络信息越多，人们反而失去了发表意见和看法的时间与兴趣，沉默的人数也越来越多。最终形成网络空间中少数极端分子左右沉默的多数的局面，从而为网络多数暴政提供了便利之门。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网络多数暴政中的多数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事实上的多数，只是在某种特定环境下，少数人的声音很大，表面上好像他们构成了多数，从而形成了一种多数的假象。

　　其四，非理性与不成熟导致网络暴民的产生。非理性的政治参与不仅仅在现实中是常见的，在网络空间中，这种非理性又会随着网络的虚拟性而数倍放大。在网络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一些混杂不良情绪的负面和极端的信息，往往在网络上传播的最迅速，并具有很强的蛊惑力和破坏力。此种网络民主的发展很可能会愈演愈烈甚至超出了现实社会所具有的掌控能力，引发政治秩序的混乱，即网络的无限性和难以操控性可能导致民主的非理性。这样，一些网络公共事件升级到一定程度之后，本来可以通过现实途径进行合理化解的事件在网络上被严重对立化和情绪化。

　　对于我国网络多数暴政的规避措施，主要应针对以上所述网络多数暴政所依赖的温床，同时也不能因噎废食，对于多数暴政的问题应该持谨慎而理智的态度。

　　其一，缩小数字鸿沟，并保障反论权的实现。如前所述，数字鸿沟导致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乏者之间的社会分化，这一分化可能通向的结果就是，不同群体或者个体在面临网络话语权和表达权方面遭遇非常不利的影响，亦即失却对于网络公民来说的平等的言论权。因此，要消解线下的差距带来的线上的分化，保障这些受害者的言论权，特别是反论权，就显得十分重要。反论权也被称为反驳权，实际上也属于言论自由范畴的权利，是指受众面对媒介发表的批评自己或与自己对立的意见，可要求该媒介免费提供版面或播出时间供自己作自由反驳的权利，以便人们对事情的真相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认识。

　　其二，正确认识网络民主，适时消解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目前的网络民主还只是一种不健全的有限民主，其作用还未能充分的显示。网络多数暴政往往又是一些网民利用网络民主的旗帜，以民主的名义形成强势的网络舆论，从而侵害少数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在网络民主的实践过程中，要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适时消解可能出现的网民群体极化现象。首先，必须加强对网络民主建设的引导，通过“电子政府”建设去整合、主导网络民主发展。同时，加强主流网络媒体培植，占领网络舆论阵地。其次，于技术层面，网站可以依法进行一定的技术过滤和审查，实行必要的网络管制。基于网络群体内部同质化过高的状况，政府可以要求网站进行多元化链接，传播多样化的信息，避免舆论的整齐划一。针对一些重要问题和热点问题，传统媒体应该及时跟进，恰当引导社会舆论，使网络群体极化现象消除在形成过程中。

　　其三，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前提下保护少数人的利益。一个和谐社会的应然要求是所有人的权利得到充分地实现。这里所指的不是大多数人的权利，也不是绝大多数人的权利，而是所有人的权利。保障少数人的权利应当包括以下两层含义：第一，在法律上保障少数人的正当、合理权利不受到其他方的任何侵犯，特别是不受多数人的侵犯；第二，少数人的政治诉求或者政治愿望虽然不能在民主制度下决定执政权力的决策结果，但是应对其保留表述自己不同政见和观点的权利，他们的话语权理应受到尊重。另外，民主问题上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是从程序意义上讲的而并不代表实体意义，这一原则仅仅是代表了一个裁决所遵循的规则而已。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坚持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前提下保护少数人利益的原则是防止多数暴政的一个必需的措施，这对于网络“多数暴政”来说恐怕更是如此，因为虚拟世界的庞大性与广阔性，少数人的声音更容易淹没在貌似大多数人的意见当中。

　　其四，建立健全网络法制，增强网民法律意识。近年来，我国制定颁布了一系列互联网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专门立法、司法解释和其他规定，确立了我国网络管理的基础性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由于我国目前并没有一部关于互联网的统一规范，与网络管理执法工作实际需要不相适应，网络领域里的执法力度也有待进一步增强。同时，网民应当增强自身法律意识。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并不意味着在网络空间中的活动就完全是非真实的、虚幻的和不存在的，线上与线下空间并不是绝对隔绝的。网络空间中的行为继而引发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影响的事件比比皆是。网络民众在网络空间中的参与并不能抛弃现实网络法律的约束而恣意妄为，如若对他人的现实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或者触犯了现实法律，同样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我们要广泛开展网络安全教育和素质教育，提高公众网络法律意识，倡导文明上网，构建理性、和谐、有序的网络环境。


（作者系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