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


民政部关于印发《一九九○－－一九九五年民政干部培训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民政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各计划单列市民政局，各部属院校：
为了贯彻第九次全国民政会议关于提高干部素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精神，我们根据国家教委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结合民政系统的实际情况，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九九○－－一九九五年民政干部培训工作的若干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附：一九九○－－一九九五年民政干部培训工作的若干意见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召开的第九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提出了今后五年内民政部门在参与治理社会环境、发挥社会稳定机制作用方面的战略目标，为我国的民政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为做好各项工作，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必须大力加强民政干部队伍建设，建立一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
爱民政事业、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熟悉政策、精通业务的民政干部队伍。
近几年来，由于各级党政部门的支持以及我们民政部门自身的努力，干部培训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民政干部队伍的素质有所增强。但是，从总体上看，与民政事业发展的需要仍不相适应，民政干部的在职培训仍是一项十分重要且刻不容缓的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家教委改革和发展
成人教育工作的有关指示精神，结合本系统的实际情况，提出一九九○－－一九九五年民政干部培训工作的意见。
一、培训目标与任务
为适应民政事业发展的需要，推动民政工作的不断前进，在职干部培训的目的是，使各级干部的政治、文化科学知识、业务水平、特别是政治思想，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以及民政工作业务能力得到提高，使民政系统的干部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面迈出新的一步。培训工
作的目标和任务是：
（一）重点抓好县以上领导干部的培训。
各级领导干部是培训的重点。要在五年以内，有组织、有计划的对县以上的民政局长、省民政厅处长、直属民政部门举办的福利企业的厂长（经理）、事业单位负责人普遍进行一次培训，着重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和现代化的管理能力。
（二）要创造条件，积极开展专业技术的培训。
凡是在民政系统从事技术或管理工作的干部，都要进一步接受专业技术训练，以进一步提高科学技术水平。
（三）全面实行岗位职务培训和岗前培训。
为使在职人员逐步达到本岗位职务的需要，对现有民政干部要开展岗位职务培训。今后，新调进的干部，应先培训后上岗，凡岗位职务培训不合格者，不得上岗。
（四）进一步提高干部的文化科学知识水平。
至一九九五年，民政系统（包括直属企事业）的干部，35％应达到大专以上文化程度，50％应达到中专、高中文化程度。45岁以下干部全部提高到中专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各地还可根据本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同情况，参照民政系统总目标制定地区的目标。条件好的地区应向上浮动5％，条件较差，完成任务有困难的地区可向下浮动目标5－10％，个别地区可视情况制定培训目标。
二、培训内容与方式
（一）培训的根本意义在于提高干部的素质，包括政治思想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劳动技术素质。对一般干部而言，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政治理论和职业道德规范；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及专业知识；独立工作的能力及技能。对各级领导，除上述内容外，应着重提高马克思主义理
论水平和科学管理能力。
（二）培训的方式要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开展多渠道（本系统培训与依靠本地区社会教育培训相结合）、多层次（大、中专教育与短期培训相结合）、多种形式（学历教育、岗位职务证书教育、专业证书教育与短期培训相结合）的培训工作。
三、培训工作的组织领导
全国民政系统干部的培训工作是一项重要而又庞大的工作，必须在部的统一规划下，实行分级管理，特别是省（区）政厅（局），要把这项工作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要有一位副（局）长主管这项工作，各级民政部门都要制定出干部培训规划。
（一）各级民政部门要有专门机构或专人抓干部培训工作。
各省（区、市）民政厅（局）应设置专门的教育机构，并有处一级的干部专门负责本地民政教育和干部的培训工作；地、市民政部门与大、中福利企业要配备教育行政管理干部，负责教育培训工作。
（二）分级管理
1．民政部人事教育司要提出全国民政系统干部培训规划（即意见）；制定主要岗位职务规范和培训计划，组织编审培训教材；制定大、中专《专业证书》的教学计划；组织省（区、市）民政厅（局）长学习班及主要岗位职务培训试点班；举办专业课教师培训（进修）班；适当举办具
有民政特色的技术职务岗位培训班。
2．省（区、市）民政厅（局）要制定本地区民政干部培训规划；要有适当的培训基地，并积极开展县民政局长、省民政厅处级干部的培训工作；为地、市举办民政基层干部的培训试点班；利用本地区社会办学力量，组织本系统干部参加文化（包括基础教育补课）、技术学习与培训（
如：文秘、档案、财会、行管、企管）。各省（区、市）民政厅（局）从一九九一年起要普遍开展对地、县民政局各岗位职务培训。
3．地、市级（包括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民政部门要积极组织科级以下民政干部的岗位职务培训；积极组织业务（包括文化、技术）干部参加本地区社会力量组织的或部、省（区、市）民政部门组织的各类培训。
四、培训的师资队伍与教材建设
（一）培训的师资队伍，主要依靠各民政院校和当地一些大专院校。有条件的省市，可建立自己的培训中心。根据培训的需要，部人教司将进一步组织教师进修和学习，以提高培训的质量。
（二）提倡使用部的统编教材。部已建立了教材建设领导小组，负责专业课程教材的编审以及组织编写参考教材（资料）的翻译、编纂工作。
各地可组织专人编写有地方特色的教材（资料）。
五、培训的经费
根据国家现行规定，行政机关干部培训费，从“党政群干部训练事业费”款“政府机关干部训练费”项开支；事业单位职工训练费，从“其他民政事业费”款“干部训练费”项开支；企业单位的职工培训费以及在职干部参加业余学习，输送代培、轮训等所需经费，按职工工资总额提取
的职工教育经费中列支。
各级民政部门，要广开财路（通过宣传民政工作，争取地方政府的理解、支持；争取民政企业的支持），以保证教育、培训经费，逐年有所增长。
六、培训证书的发放
凡经过培训的干部，分别由部人教司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颁发培训学习证明。
经部批准举办的大、中专《专业证书》培训班，由办学单位统一颁发部印制的大、中专《专业证书》。
岗位职务培训合格证书，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印制，由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批准举办岗位职务培训点颁发。



1990年9月6日
　　　　　　　　　　　　权衡与博弈：高空抛物致害责任的路径抉择
　　　　　　　　　　　　　　　　　　　－－兼评《侵权责任法》第87条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高空抛物行为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若能确定抛掷行为人或者坠落物主人， 无疑应依一般侵权行为处理； 但该行为之复杂性与特殊性即在于难以确定具体行为人，此时应如何对受害人予以救济？ 《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定对受害人与潜在加害人进行利益权衡，结束了“无法可依”、“同案不同判”等尴尬境况，但却引燃了法学理论界、实务界激烈争论的“导火索”。 张新宝教授曾在书中写道，“那条有关‘高空抛物责任’的规定,尽管局势表明它将极有可能成为‘法律’，但是打死我也无法认识到其中的正义性”。[1]本文对高空抛物问题进行重新解读，采用文献考察、实证分析及法经济学研究等方法，探讨高空抛物致害的处理规则， 并藉此提供可行性解决路径。
一、高空抛物致害责任的司法困境
现代化城市高楼林立， 高空抛物致害日益成为社会秩序的严重威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该问题的解决机制却相对滞后， 二者之间的矛盾在司法实践领域产生多重“瓶颈”效应。
（一）法院层面：多方推诿下的无奈选择
对高空抛物行为的解决方式， 我国各地的处理规则不尽统一，主要有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通过行政性法规予以规制以及当事人诉诸法院解决等情形。 根据2009年、2011年对全国部分省市调研情况 ， 在图1各种处理方式中，当事人直接提起诉讼占有不可撼动的地位；而且《侵权责任法》颁行后，该方式所占比例又得到大幅提升。 从反馈原因看，出现该种现象并非法院一厢情愿，而是公安机关强调“侦查难”、行政机关多头管理、措施乏力，以致将法院推向风口浪尖。
（二）法官角度：裁判规则的缺失与尴尬
《侵权责任法》出台前，由于高空抛物责任缺乏明确规定，法官时常面临“无法可依”、“强搬硬靠”等艰难抉择，以致各地法院裁判结果不一，甚至相差迥异。 有的以致害人不明为由驳回起诉，如济南“菜墩伤人案”；有的基于过错推定原则，由可能致害人均分责任，如重庆“烟灰缸伤人案”； 有的判决建筑物物业服务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如深圳“好莱居高空抛物案”。 《侵权责任法》颁行后，根据第87条规定，当真正加害人难以确定时，采取推定加害人的方法， 即由可能加害人范围内的建筑物使用人予以补偿。 该规定结束了长期以来该类案件“同案不同判”的尴尬境况，保障了法律适用的同一性。 但从公平正义角度讲， 明显系在受害人与不特定潜在加害人之间利益权衡的结果，据此判决后引发的社会效果不尽如人意。 从某市2011年1-6月的调研情况看，92%以上的被告选择了上诉， 总体执行标的到位率不到2.8%，35.6%的当事人不服判决上访信访。
（三）“可能加害人”处境：应对策略的困惑与无果
高空抛物案件中，原告提起诉讼后，“可能加害人”面临如下选择：或者采取措施寻找“真正侵权人”，或者提供证据举证自己免责，或者基于高昂的机会成本，尝试无望后选择“听天由命”（见图2）。而且通常情况下，可能加害人纵然使尽“浑身解数”终究“枉费徒劳”。2011年1-6月，某直辖市所有高空抛物案件中，“可能加害人”最终获准免责的比例不足8%，绝大多数人只能被迫接受无奈的结局。
二、高空抛物致害责任的法律障碍
对于高空抛物致害的责任规则，一直存有较大争议，主要有肯定说和否定说。 肯定说支持建筑物所有人（区分所有人）或使用人（自建筑物上抛物之情形）承担民事责任，其内部又存在分担责任说、连带责任说以及区分所有说。 其实质是不能确定明确加害人时，将受害人风险部分转移由可能加害人承担，在所谓“强者”与“弱者”之间进行利益权衡。 否定说反对建筑物所有人或使用人承担责任，认为集体归责系出于所谓“济弱扶贫”，而让无辜被告补偿不符合侵权法归责原则。 如果承担责任的是下岗职工，又如何达到“济弱扶贫”之功效？[2]从民事诉讼或者证据法角度，也不符合我国正逐步建立的对抗制诉讼模式，本应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辩论”义务，客观上却引导原告无法确定加害人时采取“驼鸟政策”。[3]从公平正义角度讲， 虽对受害人救济较为有利， 但对无辜加害人均不公平。 两相比较，应当趋利而避害。[4]
（一）可能加害人承担责任规则的公正缺失
如果立论于赔偿受害人损失功能， 可能加害人承担责任规则确似公平合理。 但传统民法尤其侵权法理念坚持自己责任原则， 意即市民社会每个人均系独立意志的主体，只对自己行为及物件承担致害责任，如此方对行为后果亦使法律规则具有可预见性。 虽然现代侵权法发展了替代责任，如监护人责任、雇主责任，但替代人对行为人行为承担责任须有‘替代’正当性基础。 替代责任人与行为人间存在特殊关系是承担替代责任的前提， 该种关系要求替代人对行为人承担侵权法上的控制义务， 即采取合理措施控制、教育、监督行为人，防止其实施致害行为损害受害人利益。[5]
可能加害人承担责任规则， 其实质系让无辜第三人代替真正行为人承担责任， 这有违自己责任原则的核心理念。 即使按照替代责任原则，该规则明显缺乏“替代”正当性基础。 无辜第三人与真正行为人不存在任何特殊关系，如果论其关系仅有居住同一栋或者相邻高楼，但这显然不构成无辜第三人承担替代责任的正当理由。 虽然《侵权责任法》确定“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免责事由，似乎能弥补无辜第三人承担责任的不正当性。 但实质已附加于无辜第三人证明自己非侵权人甚至确认真正侵权人的举证义务，然无辜第三人与真正行为人无任何关联，该举证责任的产生无任何法理基础，也难以证成。
（二）可能加害人承担责任规则的效率缺失
评价法律规则效率高低通常有两项标准： 一是能否为效率行为提供激励机制； 二是能否在相关主体间实现损失风险的有效分配。[6]对侵权行为而言，第一项标准旨在降低侵权事故发生概率与事故预防总成本， 第二项标准系优化对成本或损害的合理分配。[7]
就标准一言之，可能加害人承担责任会导致“搭便车现象”，真正行为人赔偿责任因多数人分担而稀释，降低其注意义务，难以达到惩戒功能。 进言之，如基于先前承担无辜责任之报复心理， 与之有隔阂者加入高空抛物行列（毕竟损害后与其他人分担），如此恶性循环必使社会秩序遭受重创，反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助纣为虐”的角色。 再者，无辜第三人欲想免除自己责任，定当尽力寻找真正行为人，往往导致寻找所付成本远高于补偿责任，比选择忍受反要付出更多（时间、金钱、精力等），最终高昂机会成本迫使其选择共同分担。[8]就标准二言之，《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定的是“补偿责任”，这意味着受害人的损失并非全额赔偿， 而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补偿。 进言之，本应由真正行为人承担的侵权责任，转嫁给无辜第三人和事实受害人，立法之效率价值荡然无存。 这样看来，可能加害人承担责任规则并非高效率之法律设计。
（三）可能加害人承担责任规则的人权基础缺失
居住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已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 《世界人权宣言》第13条规定：“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规定：“合法处于一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在该领土内有权享有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 ”居住自由已普遍存在于各国立法中。[9]基本人权作为一种最低限度的人格权益，是主体作为“人”存在的必要条件。 居住自由虽未载入我国《宪法》，但我们已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故保障公民居住自由已属当然之义务。 居住自由隐含选择住所的自由，自然包括选择高层建筑的自由。 而可能加害人责任规则暗含对选择高层建筑物之限制。 关于此种责任之设计基础， 有学者云 “在于高层建筑的出现，本身就对其周边造成一定的危险。 高层房屋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在获得相应利益的同时， 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他们不仅要积极地维护、保养专有部分，还要积极地参与业主自治，采取措施督促自己邻居进到相应义务”。[10]对自由选择居住地之公民， 高层建筑与低层建筑应无任何区别。 据笔者所知，目前世界上无任何国家将居住高层建筑视为一种危险。 是故，仅因公民居住高层建筑而要求其承担额外责任，有限制居住自由、侵犯人权之嫌，甚至有违宪之疑。
三、高空抛物致害责任的法经济学分析
法律的经济分析，即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而且主要是运用微观经济学原理，以及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 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的学科。[11]以下从法经济学角度出发， 以高空抛物责任的社会成本为理论框架，比较不同责任制度下社会成本的利益博弈，以为制度设计提供有效思路。
（一）社会总成本的经济模型
根据卡拉布雷西的理论， 高空抛物引发的社会成本由三部分构成：一是事件造成的直接损失,包括预期损害与预防成本；二是由事件造成的对责任承担者最终造成的风险损失；三是可能发生的诉讼成本及其他相关费用。[12]其中，第一部分成本意在为行为人提供正确动机，引导其采取合理措施避免事件发生；第二部分成本由“单方”向“多方”的转移，旨在实现社会福利的整体增进；第三部分是确认责任和分担损失所花费的管理费用， 包括与诉讼有关的直接费用，当事人的机会成本等。设高空抛物的社会总成本为S,直接损失为L，风险损失为R,管理费用为M，则社会总成本的计算公式可表示为S=L+R+M。 某种程度上讲，一种责任规则合理与否，关键看其能否通过责任承担的合理配置， 实现事件产生社会总成本的最小化。 其实质是，通过制度设计发生成本之间的利益博弈，以寻找最节约最有效的责任规则。
（二）受害人自担风险与可能加害人责任规则的成本比较
在受害人自担风险情况下， 可能侵权人不承担任何损失，也就没有额外动机采取措施以预防事件发生，对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不产生作用， 故不影响第一部分的成本大小；由于受害人自担损失而不能分担风险，故第二部分成本比分摊情况下要高得很；受害人自担风险，自然无法律依据以提起诉讼，所以第三部分费用显然低很多。
在可能加害人承担补偿责任情况下， 可能侵权人产生额外激励动机，采取措施降低事件发生概率，第一部分成本可能减少。但因多人共担风险激励作用自然有限。激励作用随潜在责任人增多而减弱，二者成反比关系。 与受害人自担风险相比，多个侵权人共同补偿，第二部分成本一般较少，且风险损失与侵权人数亦成反比。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项成本，管理费用与可能加害人人数成正比。 若可能加害人都举证自己未实施抛物行为， 则相关管理费用势必非常之高，严重增加法院及当事人的诉讼负担[13]（见表1）。
表1：受害人自担风险与可能加害人补偿的社会成本
责任
成本 受害人自担风险 可能加害人补偿责任
直接损失（L） 不变 相对略低（与人数成反比）
风险损失（R） 高 低（与人数成反比）
管理费用（M） 低 高（与人数成正比）
社会总成本（S） 受变量（损失大小）影响 受双重变量（损失大小、可能加害人数量）影响



从表中不难看出， 不同责任制度下发生的社会成本不尽相同。 由于损失大小与可能侵权人数双重变量影响，很难推导出哪种责任规则的社会成本绝对高或绝对低。但有一结论显而易见， 在受害人损失较少且可能侵权人众多的情况下，受害人自担损失应该更有效率。 因为此时风险损失效果微乎其微，管理费用却变得异常突出。 即使不进行精细的成本测算， 单纯比较受害人损失和管理费用，也能得出排除可能加害人补偿责任的逻辑结论，因此《侵权责任法》第87条的规定并非必然是一个好的责任设置。
（三）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的成本分析
通常情况下，高空抛物事件中可能加害人数量较多，相关管理费用容易演变成“极其浪费的社会成本”，而像社会保障、商业保险等救济方式的“节能”优势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这两种模式下，由于社会救济的特点及商业保险的运行模式，当事人个人承担的社会成本相对较低。 而且商业保险公司受利益驱使， 更会想方设法降低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成本开支， 故不失为较有效率的规则选择（见表2）。
表2：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的社会成本
责任
成本 社会保障 商业保险
直接损失（L） 低 较低
风险损失（R） 极低 低
管理费用（M） 低 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