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循先例：中国审判机制改革的应然选择
—— 为“先例判决制度”申辩

王幽深 陈永忠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法律系，宁夏 银川 750021）
（宁夏广播电视大学， 宁夏 银川 750001）
[内容摘要]重理性抑或重经验，一直被学界视为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分水岭。由于我国的法律传统，在客观上更多的倾向于大陆法系，所以我们的司法目标一直被定格为对理性的追求上。事实证明，这种严格遵循成文法制度，以追求理性为目标的司法制度，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同时也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因此，在强调理性或者不完全放弃理性追求的同时，适度采用“先例判决”制度，是完善我国司法制度，提高司法质量应然选择。
[关键词]审判机制 先例判决 理性 经验 判例法
一、问题的由来
在法学界，一般认为，将法律分为公法和私法，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学学者在研究法律这一社会现象时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这种研究视角能够使自己的研究直接进入主题，但在客观上也成了限制其研究思路的障碍。而与此不同的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学者们在研究法律现象时，毋须什么立场，所以也就没有这种约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在研究方法上，大陆法系的法学学者比较重“价值”和“规范”，而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学者则重“事实”和“实证”。我国虽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大陆法系国家，但众所共知的事实是，我们的法律传统客观上更多的倾向于大陆法系。所以，我们的法学学者也就更长于“价值分析”和“规范分析”，而短于“实证分析”和“事实分析”。我们所坚持的这种一脉相传的研究方法，客观上导致了社会需求与法学学者贡献之间的某种矛盾，以至于相互指责，互不信任[1]。不久前肇始于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的“先例判决制度”，使得我国的法学学者们又一次感受了我们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需求之间的差距。
据有关媒体报道：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中原区法院），不久前在尝试审判制度改革时，在该法院内部，以成正式文件的形式，强制性的规定，将在全院推行“先例判决制度”。中原区法院这一制度性改革，使得我国多年来一直裹足不前的司法改革，迈出了坚实的一步。[2]一时间，在全国掀起了渲染大波。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的普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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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体分析见 王幽深：《法学的玄谈与务实》，《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六期。
[2]事实上，目前在进行司法制度的改革方面，并非只有中原区法院尝试“先例判决制度”。据新华社报道：天津市的法院也在尝试“判例指导制度”，只是其范围仅限于民事审判而已。但天津的尝试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参见朱达志：《“判例指导制度”与“先例判决”的区别》，人民网 2002年9月5日。http://www.people.com.cn/GB/guandian/30/20020905/816430.html
我国“先例判决制度”的倡导和公开实施者，是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法院。
该院院长李广湖就这种改革解释时称：所谓先例判决制度“是指经过某种程序被确认的‘先例判决’对今后处理同类案件具有一定的拘束力，其他合议庭或独任审判人员，在处理同类案件时应当参照” 。 先例是指“具有一定代表性，在审判技巧、运用证据、适用法律等方面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件；本院审理的新类型案件或者法律规定不明确、容易产生歧义的案件；审理中较成功地把握住相关立法原则和法律精神的案件；其他对本院审判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件。先例判决在内容上分为刑事、民商、行政三种。”[3]尽管中原区法院在推行这一制度时很谨慎的选择了“先例判决制度”的表述，而没有采用“判例法”的字样，但只要具备最基本法律常识的人，都不会怀疑这就是“中国式的判例法”制度。[4]
一般来说，一个法院内部的改革尝试，特别是一个基层法院的尝试，往往并不会引起太大的社会震动。然而，郑州市中原区法院的这次改革尝试，却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和广泛的讨论。在我看来，真正引起人们关注的原因，并不在于这中尝试的程序或者方法有什么难度，而在于司法理念的深从此变革，它事实上为我们的司法活动提出了一个难题，即我们的司法过程，特别是审判制度到底是应该追求“理性”？！还是应该追求“经验”。而“理性”与 “经验”的优劣之争，也恰恰是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成文法与判例法的优劣之争。因为在我们司法实践中，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客观上，多年来我们的司法过程一直是以追求为所谓 “理性”是唯一目标的。而“遵循先例”却恰恰是以追求“经验”为目标。所以，作为另类的，以追求“经验”为核心的“先例判决制度”的出现，当然也就会引起一定的震动和各方的必要的关注。
二、关于理性与经验的基本评判
一般认为：“成文法国家以‘立法至上’为法治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判例法国家则以‘司法至上’为法治的主流意识形态”。[5] 所以，重理性还是重经验，一直被视为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分水岭。因为大陆法系采取的是严格的成文法制度，而为英美法系则采取的是遵循先例的判例法制度，这就形成了大陆法系重理性，英美法系重经验的主流意识。“理性”与“经验”之间的争论，事实上就是“成文法”与“不成文法”、“制定法”与“判例法”之间的争论。而“关于判例法与制订法孰优孰劣的问题，在英美曾有过激烈的争论。英国著名的法官柯克、普通法之父布莱克斯通等人认为，以普通法为主体的判例法优于制定法。理由是，普通法以一般的习惯为基础，反映了人民的一般意志，而制定法往往是立法机关临时的甚至专断的产品。普通法作为人民自由的表达和保障，体现了法律是人们共同的生活习惯的本质；而制定法是立法机关从外部强加的，是创造的法律，这将危及‘法律的本质’。制定法往往造成突然的法律变革，缺乏规则的一贯性，因而会打断法律发展的连续性，损害法律的稳定性；而通过司法判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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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广湖：《“先例判决”制度之浅见》，《工人日报》， 2002年9月15日。
[4]我们之所以将其称之为中国式的判例法，是因为这种判例法制度既不象英美法系国家将判例作为法律渊源那样严格，也不象大陆法系国家那样的判例仅仅只能作为参考，而是一种各方兼顾的新的制度。
[5]刘武俊：《判例法与司法知识的传承》，见刘武俊著：《享受法律——一个法律人的思想手记》，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09页。

循序渐进的改革，则能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6]所以， 英美国家最终确立“判例法”制度的事实，表明了“判例法”优越性理念在英美国家中的地位。
“然而，关于判例法的优越性问题，英国著名的学者奥斯汀(John Austin)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从法乃是主权者的命令的观点出发，认为布莱克斯通所论证的普通法乃是司法过程发现的法的观点，根本是幼稚的杜撰，他认为法官造法使法律变得支离破碎，没有系统，只有在颁布法典以后，立法和司法才不会出现重叠现象。而边沁 (Bentham)从法律本身应是一套完整而且自足的解决纷争的体系观念出发，认为英国普通法是不可靠的。他指出： ‘习惯法就是法官造出来的法律。你知道他们如何造出来的吗?就像一个人为他的狗造出许多规则一样，当它做了某种你想禁止的行为时，你就等它做了以后再打他。这就是为你的狗立下许多规则的方法，而这也就是法官为你和我立下规则的方法’。他认为法律必须预先指导人们的行为而不能对人们的行为事后惩罚。” [7] 至今为止，这种优劣之争依然延续着。
虽然学者们之间关于两种审判体制的优劣的争论，至今没有停止。但事实证明，各国司法实践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是不争的事实。有学者甚至认为：学术界流行的“只有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才‘遵循先例’制度。大陆法国家则以议会制定的‘成文法’为惟一判案依据”纯粹学者们是个“虚构”的。[8]事实上，目前大陆法系也有遵循判例的迹象“法国学者Savatier承认‘法国民法典的某些部分已经不再是成文法，而已变成判例法了’。…….. 绝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尽管并没有明确采纳遵循先例的判例法原则，但判例在补充法典的规定、指导法官办案方面的作用，无疑是大大加强了。以德国为例，......1990年至1995年期间，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被采用的比例是97.02％，1992年至1995年，联邦财政法院颁布的判决有99.29％引用判例。而日本在这方面比德国走得更远。”[9]种种迹象和客观的事实表明，传统意义上的大陆法系只遵循成文法律、只重理性，英美法系只有判例法、只重经验司法基本准则，事实上已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单纯只遵循成文法律、只重理性或者只强调判例法、只重经验的司法准则，已经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基础。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如果依然强调传统的，甚至是僵化的，以所谓追求“理性”为惟一司法目标的理念，显然与整个国际司法环境的大趋势是格格不入的！
就中国的司法实践而言，我们过去一直强调的是理性化原则。但这种理性化实际上是一种完全虚化的理性。尽管在我们的立法中并没有相关的规定或表述，但事实上，被我们一直奉为原则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法官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处理案件的制度，就是坚持法治理性主义观念的具体体现。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司法实践，一个不允置疑的事实是，我们并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所追求的理性是盲目的、漫无目标的。同时，各种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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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高洪君：《英国法的主要特征》，载《比较法研究》1991年第4期。转引自王利明 ：《论中国判例制度的创建 (代序)》，《民法疑难案例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8月版。
[7]、[9] 转引自王利明 ：《论中国判例制度的创建 (代序)》，《民法疑难案例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8月版。
[8]张千帆：《“先例”与理性：为中国司法判例制度辩护》，《法制日报》，2002年10月31日，第8版。
对司法活动干预的客观现实，致使我们至今司法未能实现完全独立，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要求我们的司法做到只重理性是根本不现实的。既然我们不能做到重理性，那么为何不来尝试一下重经验呢？！至少在我看来也许是十分必要和应该的。
三、选择经验（先例）的理由
我们必须首先说明的是，尽管我们主张应该选择重经验的司法理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一定要完全放弃司法活动追求理性化的基本立场。就郑州市中原区法院推行的“先例判决制度”而言，目前在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第一种意见是持明确的肯定态度，认为我们应该承认并确立司法判例制度。而另一种意见则相反，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不应该认可，更不应该确立司法判例制度。
在肯定者中，既有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卫平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萧瀚研究员等，也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法学学者和司法实际工作者，他们普遍认为：司法只有公开才能公正。所以，判例的公开是推行先例判决的重要前提；判例法并非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利，而是法治的严肃性和统一性对司法活动的基本要求。成文法也不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专利，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模式已经越来越成为世界潮流，因为它本身就是法治国家为了更有效率和成本更低地实现正义的必然结果；使用遵循先例的原则，一方面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另一方面也能体现法官的能动性，对自己的司法行为负责，尤其在必须打破旧规则确立新规则作判决的时候。
另外，我国著名法学家江平教授也认为：就公法来说，大陆法系具有优越性，法律条文没有规定的政府都不能做，这是对政府的限制，也体现了政府在“依法办事”的同时，对执法对象给予最大可能的宽容与保护；从私法角度来讲，判例法更具灵活性，法律没有规定的老百姓都能做。因此，既坚持大陆法系的优点，又适当借鉴英美法系的可取之处，是中国司法改革的根本方向。[10]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王利民教授，则早在郑州市中原区法院的这种尝试前，就曾撰文呼吁建立中国的司法判例制度。[11]
在对此持否定意见者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张志铭研究员是在肯定了这种改革的可取之处后，却从另一个角度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赞成中原法院的这项改革的，甚至认为这项改革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很好地回应了理论和现实发展的需要，代表了中国司法和法制发展的一个方向……”的同时又强调“主体要适格，方式要恰当。”[12]也就是在肯定了其改革的过程的同时，对其改革的内容提出了质疑，这种主张印证了这样一种学术思路，即过程也许是合理的，但结果或内容却是有问题的。中国政法大学龙卫球教授认为：“下级法院推出的所谓先例判决制，是目前司法改革中出现的一件很坏的事情，对之不应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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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以上相关讨论资料参见http://www.chinanewsweek.com.cn、及www.lawintime.com、
[11]参见自王利明 ：《论中国判例制度的创建 (代序)》，《民法疑难案例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8月版。
[12]张志铭：《论司法改革中的主体适格问题——以“先例判决制度”为例》，《人民法院报》，2002年9月2日。

励，相反应加以反思。”先例判决制度“属于违法司法或违宪司法，不容于法治社会。” “致命的危害，就是破坏司法独立。” “即使我们将来要改革法源形式，
承认判例法，那也要先修宪而后行。”[13]而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则认为：中原区法院这样的做法不妥。他认为 “就算在英美法系国家，能够创立具有约束力的先例的也只是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而非基层法院。他还认为，司法改革的趋势是越来越反对法官以外的任何其他权力对它的干预，而中原区法院的做法却是进一步加强了审判委员会的作用，这根本违反了司法改革的趋势。同时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试点，可以从局部尝试开始，但是，涉及案件中适用怎样的法律的改革，却只能是全国一盘棋。在这方面，“小统一”反而会导致大分歧。一家法院遵循自己的先例，就算在本法院内部统一了，但却影响了大的统一，他举例说：“仿佛当年阎锡山在山西修的窄轨铁路，省内固然是‘车同轨’了，然而，出了山西却是一概不通———小统一反而成为大统一的障碍。”总而言之，他认为这种改革完全脱离了实际，就像方言与普通话的不协调一样。[14] 贺教授的观点至少有两个方面是经不起分析的，一是基层法院的判决不可以成为判例；其二是地方的小统一会阻碍全国的大统一。但我们认为，这种认识事实上是典型的理想主义法治观念。关于基层法院的判决是否可以成为判例，我们将在后文中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而小统一会阻碍大统一的担忧却值得怀疑，依目前中国的法治状况，这种担忧至少在目前还属于杞人忧天。 因为，客观的讲，全国大统一的法治化，在我看来尚只是法学家们的理想，目前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另外，还有人认为在对此持否定意见的同时，认为中原区法院的作法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我国“法院仅有司法权，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也只有司法解释权。一个区法院无权立法，更无权确认判例为法律渊源；二是对于成文法国家的法官而言，不论身处中原还是西藏，都必须严格遵照法律审判；三是如果先例错误，那么其后会出现一系列错案。 [15]甚至断言：“未来几十年，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跨越历史与国情的限制，仓促出台中国版的判例法制度。”[16] 此外，还有不少则从操作性等方面对此提出了质疑。[17]
归纳起来，反对确立先例判决制度的理由，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谁有权作出有约束力的“先例”；二是如果先例错误，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对于第一种理由的反驳意见本文将在后文中进一步论述，而对于第二种理由，则纯为杞人忧天。严格说来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但问题是如果依照成文法处理具体的案件，就不存在这种错误的可能吗？当然不是。这里实际上还是涉及对司法过程的信任问题，也涉及对法院权威的认可问题。无论是在成文法国家，还是判例法国家，一定限度内的错案都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如何处理和认识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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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被认为是“刑法解释方法之冠”，在司法实践中，对维护刑法的正义性价值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刑法目的解释方法中对于目的的确定应考虑刑法的基本原则、内容和功能。虽然刑法的目的性解释方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解释方法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弹性，因此风险也就更大，所以必须对刑法的目的性解释方法进行限制。限制的内容主要包括要考虑刑法文本的明确规定，不能破坏刑法文本的统一性和协调性；要考虑现时的刑事政策，这是法律和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必然要求；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刑法的目的性解释与其他几种刑法的解释方法的关系，目的解释方法也受到其他几种刑法解释方法的限制。

　　关键词：目的解释方法　目的　限制　结论效力

　　刑法解释是连接刑法文本与刑事案件裁决的桥梁，“徒法不足以自行”，刑事案件发生之后，必须经由刑法解释，才能使刑法文本具体适用到个案当中，进而发挥刑法的作用。刑法解释需要借助一定的解释方法才能实现，虽然刑法解释方法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在学界存在较多的观点，但主要的刑法解释方法包括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和合宪性解释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在刑法具体解释方法中，目的解释具有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认为，“自20世纪以来，目的解释方法逐渐超越传统的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而逐渐成为最受青睐的解释方法。”刑法目的解释方法中的目的如何确定，刑法目的解释方法的限制以及用刑法目的解释方法所得结论的效力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一、刑法目的解释方法的语义分析

　　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属于法律解释方法当中的一种，对于法律解释方法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对于法律解释的问题，我国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法律解释是对于法律文本的意思的理解和说明。“法律文本”是指法律法规的“法律条文”；“意思”就是所谓的“含义”与“意义”，包括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理解”就是解释者对于法律文本意思的内心把握；“说明”就是对于理解的结果的外在展示。如此，法律解释就是法律解释者对于法律文本的意思的理解通过某种方式展示出来。法律解释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指立法层面的法律解释，是指有权国家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对于法律进行的官方的正式解释，包括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第二种类型是指法律思维层面的法律解释，是指法官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对于法律的理解和说明。广义的法律解释包括上述两种类型，而狭义的或者说是典型意义的法律解释仅指第二种类型，即思维活动层面的法律解释。本文选取典型意义上的法律解释的含义，并以此来论述刑法的目的解释。刑法解释是指法官在适用刑法的过程中对刑法文本的理解并以刑事案件裁决理由说明的形式展示出来的解释。这里的刑法文本包括刑法典和相关的刑事法律规范的文本形式。刑法解释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方法，具体方法包括文义解释方法、体系解释方法、历史解释方法、目的解释方法以及合宪性解释方法。刑法目的解释方法是指法官在适用刑法的过程中，从刑法的现时的根本目的出发对于刑法文本的理解，并以刑事案件裁决理由说明的形式展示出来的解释方法。

　　二、刑法目的解释方法中文本的目的确定

　　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被认为是刑法解释方法之冠，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在处理疑难复杂案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相对于其他刑法解释方法，刑法目的解释方法是较难把握的，尤其是刑法目的解释方法中刑法文本的目的如何确定，是运用这种方法的前提性问题，必须予以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刑法目的解释方法中对于目的的确定应考虑刑法的基本原则、内容和功能。只有综合这些方面才能正确地确定刑法文本的目的，进而运用刑法目的解释方法，解决司法实践中的现实问题。

　　（一）刑法基本原则与刑法目的解释的目的确定

　　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和刑法的其他解释方法都要在刑法的基本原则范围内，这是刑法解释的基本要求，所以刑法目的解释中需要解释的文本的目的确定要以刑法基本原则为依托。

　　刑法的基本原则包括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但是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解释并不矛盾，因为即使是法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也不可避免地要进行解释，机械地适用罪行法定原则反而是对这一原则的违反。罪刑法定的形式主义和罪刑法定的实质主义的论争以及学界对罪刑法定实质主义的认同都说明了刑法的目的解释并不被罪刑法定原则排斥，而恰恰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刑法目的解释要考虑罪刑法定原则，是为了限制目的解释过程中任意地确定刑法文本的目的，防止刑法目的解释的随意性。罪刑法定原则是疑难复杂案件定性处罚过程中必然考虑的原则，而罪行平等原则和罪行均衡原则虽然在刑法解释过程中也要考虑，但二者较罪刑法定原则在确定刑法目的解释方法的解释目的时，作用没有那么明显，因此本文暂不去详细论述。

　　（二）刑法内容与刑法目的解释的目的确定

　　罪刑法定原则是确定刑法目的解释方法中的目的的基本要求，但是在具体适用这一解释方法时，面对的是具体的个案和具体刑法文本的对应，因此，刑法文本的具体内容是确定解释目的的主体。刑法分则共设置了十类罪，分别是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渎职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总体上的十种犯罪类型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但国家设置十类罪的目的各不相同，如危害国家安全罪设置的目的是保护国家安全，惩罚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十类罪中对每一具体个罪的设置的目的也不相同，如《刑法》第213条规定假冒注册商标罪：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其中“相同”的含义是什么，需要进行解释，如果按照文义解释的方法，那么可能会把“相同”解释为完全的相同，但实际上这种解释方法是不能完全达到设置此的目的的，这时就需要用目的解释的方法。设置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护消费者，使消费者不至于在购买商品的过程中受到限制，另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商标所有者的产品声誉。如果把注册商标看做是完全相同的商标，那实践中出现的与注册商标非常相似，在视觉上混淆消费者的假冒注册商标就得不到法律的规制，而这样的注册商标与完全相同的注册商标一样，都损害了消费者和注册商标所有人的利益。因此，这一条款必须设置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目的的角度运用刑法目的解释方法解释“相同”的含义，那些虽然不是和注册商标完全相同的但足以导致人们视觉上的混淆即在视觉上无差别的假冒注册商标同样可以认定为假冒注册商标，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可见，确定刑法目的解释方法的目的要具体考虑刑法分则中个罪设置的目的，也就是要考虑刑法文本的内容。具体方法可以首先考虑每一具体个罪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未能达到解释的目的，可以进一步考虑设置十类罪的目的以及刑法设置的总体目的，按照这样的确定方法，可以有效地确定需要解释的刑法文本的目的，进而运用刑法的目的解释方法。

　　（三）刑法功能与刑法目的解释的目的确定

　　刑法的功能同样可以帮助确定刑法目的解释方法中的目的。关于刑法的功能有哪些,学者之间的看法并不一致，主要的观点有：两功能说、三功能说、四功能说、多功能说。笔者认为，两功能说具有更大的涵盖性，即刑法的功能包括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保护社会是从惩罚犯罪的角度来说的，保障人权是从限制国家刑罚权的角度来说的。刑法作为公法，一方面，利用国家刑罚权打击犯罪，保护社会的安全，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正义，另一方面，用孟德斯鸠的话来说，一切有权力者都容易滥用权力，直到遇到边界为止。国家刑罚权是一种公权力，也必须对刑罚权进行限制。刑法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功能是我们进行刑法目的解释，确定刑法文本目的时应予考虑的因素，忽略两功能当中的一个方面，都不利于刑法目的解释所得结论的有效性。当然，刑法功能对于刑法目的解释方法的目的确定是宏观上的指导作用。

　　三、刑法目的解释方法的限制

　　刑法目的解释方法是刑法解释方法中运用最广泛的方法，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和历史解释方法得出的结论都需要接受目的解释方法的检验，其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面，刑法目的解释方法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弹性，虽然解释的原则强调客观性，但是由于目的不易确定性，不可避免的会加入一些主观的影响，因此，对目的解释方法要进行一定的限制，防止目的解释方法的滥用。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

　　在确定解释刑法文本目的的过程中要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在具体适用目的解释的时候同样要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刑法的目的解释不能超出罪刑法定原则，实践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刑法禁止类推适用，禁止法溯及既往，禁止绝对的不定期刑。实质主义的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法治的生命，刑法目的解释方法必须遵循这一原则。

　　（二）刑法规范的限制

　　刑法规范限制包括刑法整体规范体系的限制和具体规范的限制。适用刑法目的解释方法要注意与刑法整体规范体系相协调，也要与具体规范相协调。试举一例说明：《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在这里，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因逃逸致人死亡包括过失和故意致人死亡两种情况，需要明确的是因逃逸故意致人死亡是属于交通肇事罪还是属于故意杀人罪，实务界一般赞同故意杀人罪的定性，笔者亦持相同观点。刑法设置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的目的是不相同的，如果把因逃逸故意致人死亡的情形解释按交通肇事罪的设置目的进行解释，必然会导致刑法目的解释的混乱和不协调，也会导致刑法规范本身的矛盾，因此，刑法目的解释要考虑刑法规范本身的限制。

　　（三）刑事政策的限制

　　无论是广义的有权机关的刑法解释，还是本文讨论的刑法适用解释，都要受到党和国家刑事政策的指导，要符合刑事政策的要求。陈兴良教授认为：“刑事政策对于刑法的制定与适用都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作为刑法解释方法之一的刑法目的解释方法同样要受到刑事政策的限制。随着社会的发展，党和国家会制定相应的刑事政策，刑法目的解释方法是在刑法适用过程中的一种价值判断的过程，这种价值判断所依据的标准应该是一定时期的刑事政策。法官在运用刑法目的解释方法时，应自发地把刑事政策与目的解释相结合，不能违背刑事政策。实践当中，与构建和谐社会相协调，党和国家确定了宽严相济和“两个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的刑事政策，因此，法官在运用目的解释方法时，要考虑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相符合的重要刑事政策。

　　（四）其他刑法解释方法的限制

　　刑法目的解释方法运用广泛、地位重要，但同时也受到其他解释方法的限制，尤其是文义解释和合宪性解释对目的解释的限制。刑法文义解释是探寻刑法文本的可能含义，目的解释要在文本的可能含义的范围内进行，而不能超出刑法文本的可能含义，否则就违反了罪刑法定的原则。目的解释同样受到合宪性解释的限制，任何一种解释方法最后都要受到合宪性解释的检验，如果运用目的解释方法得出的结论违背了宪法的内容、原则和精神，那这种结论就是无效的，可见，刑法目的解释要受到合宪性解释的限制。

　　四、刑法目的解释方法所得结论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