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印发《深圳市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深经贸信息秘书字〔2012〕1356号


各有关单位：

　　为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提升我市外贸发展质量和水平，规范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的认定和管理工作，根据商务部有关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我委制定了《深圳市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认定管理办法》，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深圳市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认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提升外贸发展质量和水平，规范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的认定和管理工作，根据商务部有关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的规定，结合深圳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深圳市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的认定和管理工作。

　　本办法所称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以下简称示范基地）是指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经市经贸信息主管部门认定的具有产业特色显著，面向国际化发展，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市场开拓能力，注重技术创新，有较强的示范带动能力，具有一定出口规模或者出口潜力和技术水平的产业集聚区或者行业龙头企业。

　　示范基地分为专业型示范基地、企业型示范基地和综合型示范基地三类。

　　专业型示范基地是指在某一特定类别产品中，出口规模、出口潜力和技术水平居全市前列，对全市相关类别产品出口具有较强示范带动效应，示范基地所在地区政府（含新区管委会）重点培育和发展，集生产和出口功能为一体的产业集聚区。

　　企业型示范基地是指出口规模、出口潜力和技术水平居全市前列，对全市相关类别行业具有较强示范带动效应的某一特定行业的生产型龙头企业，或者拥有长期稳定销售渠道的流通型龙头企业。

　　综合型示范基地是指具有一定出口规模、出口潜力和技术水平，对全市外贸转型升级具有较强示范带动效应，经区级以上政府依法批准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经海关依法批准设立的特殊监管区。

　　第三条 示范基地的认定和管理工作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规范的原则。

　　第四条 市经贸信息主管部门负责示范基地的认定和管理工作。

第二章 示范基地的认定条件

　　第五条 申请专业型示范基地认定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二）符合深圳市产业布局规划和城市发展总体规划；

　　（三）具有一定数量的生产及出口企业，主要产业类别具有一定的市场覆盖面、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和出口示范带动能力，主要产品出口规模在全市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具体数据以市级以上统计主管部门发布的为准；

　　（四）相关类别产品主要出口企业具有较强的创新发展能力，拥有自主品牌、境内外注册商标、专利；初步建立自主营销网络；已通过相关国际标准认证，重点出口产品取得主要进口国（地区）相应认证；近三年未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环境污染事故，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良好；

　　（五）所在地区政府已设立专门的基地管理机构，并围绕人才培训、市场信息、准入标准、产品创新、质量提升、品牌培育、市场开拓、宣传推广、贸易救济、贸易便利等关键环节，支持相关产业出口转型升级；或者所在区级行政区域已设立专门的公共服务平台，在研发设计、质量检测、标准及认证、现代物流、信息服务、商务展示、品牌培育和推广、培训服务等方面为出口企业提供公共服务。

　　第六条 申请企业型示范基地认定，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出口规模在全市同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或者具有高成长性，出口增速高于深圳市同行业平均水平；

　　（二）近三年未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环境污染事故，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良好；

　　（三）生产型企业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具有较强的研发创新能力；

　　2．拥有境内外注册商标或者专利；

　　3．已通过相关国际标准认证；

　　4．主要出口产品取得主要进口国（地区）相应认证。

　　（四）流通型企业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拥有长期、稳定的产销渠道，一般贸易出口规模在全市同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

　　2．属于供应链管理企业的，其采购代理服务收入，以及承接的物流外包、商务外包、结算外包、信息系统及数据处理外包的业务收入总和达到本企业当年总收入的60%以上；

　　3．属于电子商务平台服务企业的，其通过互联网一站式为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外贸交易所需的进出口环节服务（包括通关、物流、退税、外汇、融资等）的业务收入总和达到本企业当年总收入的70%以上；

　　4．属于传统外贸流通型企业的，应当具备较强的辐射带动能力，出口市场覆盖面较广，并逐渐向自主品牌及自主营销网络方向发展。

第三章 示范基地的申报及认定程序

　　第七条 专业型示范基地的申报单位按照属地原则确定，所在区(含新区管委会)的经济发展或者服务的行政主管部门为申报单位；企业型示范基地由企业作为申报单位；综合型示范基地由园区管理机构作为申报单位。

　　第八条 申报专业型示范基地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专业型示范基地申报表；

　　（二）相关类别产品的产业发展现状和技术水平情况；

　　（三）相关类别产品出口和内销情况；

　　（四）相关类别产品主要出口企业整体经营状况，履行社会责任、产品质量安全和依法经营情况；

　　（五）相关类别产品主要出口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开展情况，品牌建设情况，自主营销网络建设情况，知识产权、商标注册、主持或者参与制定行业技术标准、相关国际标准认证情况；

　　（六）所在区政府制定的相关规划、实施方案、扶持政策和配套措施，或者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情况；

　　（七）根据商务部规定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九条 申报企业型示范基地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企业型示范基地申报表；

　　（二）企业出口情况，履行社会责任和依法经营情况，纳税情况和盈利情况证明；

　　（三）生产型企业还需提供创新活动开展情况，品牌建设情况，知识产权、商标注册、主持或者参与制定行业技术标准、相关国际标准认证情况；

　　（四）流通型企业应当提供具有长期、稳定产销渠道的有关材料，属于供应链企业和电子商务平台企业的，还应当提供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等证明材料；属于传统外贸流通型企业的，还应当提供自主营销网络建设情况的有关材料。

　　（五）根据商务部规定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条 申请综合型示范基地的，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综合型示范基地申报表；

　　（二）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特殊监管区的批准设立证书复印件；

　　（三）基地内企业出口规模、出口增速情况；

　　（四）基地内主要企业创新活动开展情况，品牌建设情况，自主营销网络建设情况，知识产权、主持或者参与制定行业技术标准、相关国际标准认证情况。

　　第十一条 申报单位提供的申报材料应当一式两份，提交复印件的核验原件。

　　第十二条 示范基地认定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申报单位将申报材料报送市经贸信息主管部门；

　　（二）材料齐全且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

　　（三）市经贸信息主管部门组织专家组进行现场考察，并进行评审；

　　（四）市经贸信息主管部门根据专家组评审情况确定示范基地名单并公示，公示期不少于七个工作日；

　　（五）公示期满未发现重大问题的，由市经贸信息主管部门认定为示范基地并授牌。

　　第十三条 本办法实施前，已被认定为国家级专业型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和经各级政府批准设立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经海关依法批准设立的特殊监管区，自提交示范基地申报表及有关证明材料之日起成为深圳市专业型或者综合型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

第四章 示范基地管理

　　第十四条 经认定的示范基地，应当在每年2月底前，向市经贸信息主管部门报送基地培育、发展和运行的有关情况。

　　第十五条 市经贸信息主管部门对示范基地实行动态管理，每两年考核一次。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示范基地发展情况、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和服务情况等。

　　第十六条 对于考核不合格的，责令其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符合示范基地认定条件的，取消示范基地资格。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直接取消示范基地资格：

　　（一）提供虚假信息的；

　　（二）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环境污染事故的；

　　（三）不适合继续作为示范基地的其他情形。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2年5月31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

　　

信访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

周永坤


一、陷入困境的信访

信访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特色的制度，虽然外国也有与中国的信访相类似的制度，例如法定的行政中介人制度、俄罗斯的投函政治制度、新加坡的中央申诉局制度、瑞典的行政专员制度等等。但是一个自上而下遍及立法、行政、司法各个部门接受投诉并解决纠纷的制度系统在世界上大概是独一无二的。

信访制度已经与新中国同在了半个多世纪，它发端于195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依应星的研究，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51年至1979年的大众动员型阶段，二是1979年到1982年的拨乱反正型阶段，三是1982年至今的阶段,[1]这大致是可取的。1950年代，在传递社会信息与解决纠纷的制度严重缺失的条件下,信访是一个有用的制度，它表达是新的政权与人民之间的亲密联系,同时是官员凭新理念解决社会纠纷的一个高度灵活与随意的制度。在一个缺乏起码民刑法律与宪法的动员型社会中，它几乎是唯一的、自然的选择。它的主要任务是服务于政治斗争，服务于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是政治权威利用民众清除政治对手的制度，它的典型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告密行为。第二阶段的信访是大乱以后社会调整的产物，它的主要内容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它的功绩是为成千上万的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右派平反和为文革中受到冲出的人们陈情昭雪。在这一特殊时期，由于司法的权威严重不足，信访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代偿功能便得到迅速发展，一度成为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但是它明显地具有临时性、权宜性。随着历史问题的解决，随着中国大量法律的制定与法院制度建设的加强，法院在中国纠纷解决制度中的地位日益增强，信访制度一度开始弱化。[2]

前两个阶段信访生存的社会条件是单位社会，在一个单位社会里，一个单位就是一个社会，由于单位领导对下握有经济与政治的全权，加上人们的利益主要来自权力的分配，人们产生纠纷的概率不高，且大量的纠纷在单位内就消化了，法院只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那个时代里我国社会的低诉讼率就是证明。1980年代中叶以后，单位社会迅速解体。首先是农村的土地承包制使以生产队为基础的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组织严密的单位社会解体；接着是城市的改革与大量公有制经济单位的破产与转制、个体经济的放开与外资的引进使城市的单位也随之大量解体。单位的衰落导致单位为中心的社会逐步解体，与此相应的是以契约为中心的社会的发生与发展，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中的一个核心现象。这是一个宏大规模的社会重组运动。

单位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型产生两个重要的社会后果：一是人们的关系类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单位社会里，人际关系的主要类型是纵向服从关系，是权力服从关系，而在契约社会中人们的基础性关系是平权的关系，是权利关系。由此产生了第二个变化：纠纷的大量涌现。在权力服从型的关系中，由于主要的关系是权力服从关系，这种关系中发生纠纷的概率相对低，同时由于力量的不平衡，许多矛盾被权力所掩盖：在那样的社会情景下，除了权力对弱者的道德同情以外，弱者没有办法与它讲理，所以他们通常的选择是“忍”。因此外化出来的纠纷很少，“走出”单位的纠纷就更少。契约社会则不然。在契约型社会里，由于人的关系是平等的权利关系（起码理应如此），双方发生纠纷的概率本身就很大，再加上双方平等的权利主体这一现实使纠纷不容易解决；失去经济与政治权力的基层社会的权力拥有者解决纠纷的能力随之下降，纠纷便大量由基层向上传递。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需要新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这给提高法院的权威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事实上我国法院的权威在1980年代中叶前后是1949年以来最崇高的。[3]

但是可惜的是，由于根深蒂固的人治传统，这法院地位的崛起被认为是不合中国国情的。一方面是社会将解决纠纷的希望寄托于各级各类的非司法机关而非法院——我们的许多纠纷是法院不予受理的：另一方面纠纷主体在高昂的诉讼成本压力下和非诉讼制度利好的引诱下纷纷走向非诉讼的机关。[4]这样，随着1990年代中叶市场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所带来的单位社会解体的加速，新社会纠纷大量拥向信访部门，这就形成了新的上访热。上访热的制度回应就是各级各类的机关内部都成立了信访机构，甚至法院也不能例外。信访机构由一个传达社会信息的渠道逐步变成了解决纠纷的正式机构。不唯如此，通过信访机构与各地最高权力的联系，信访机构事实上取得了走向“超级法院”的通道的角色，甚至本身就扮演着超级法院的角色，成为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部分，极端的就成为最终的纠纷解决机构。所谓的“涉法信访”就是法院只是解决纠纷的“次级”机构的明证——法院的判决不是最终的，当事人通过信访可以重新启动司法程序，甚至在种种司法外权力的重压下不得不作出与自己先在的判决不一致的判决。因此，在理论上，只要当事人对法院的判决不满意，当事人就有可能通过上访启动高于法院的权力来否定对自己不利的判决，法院判决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最终性被打破。[5]

成功上访的信息刺激了民众上访的积极性，上访积极性的增加导致上访人数的增加，上访人数增加的压力促使信访机构提高效力，并促使社会对信访机构的投入以增加上访的产出。最近10年来，强化信访的努力在各地都存在，这一趋势在组织上的反应就是信访机构的行政级别普遍升格，信访机构权力不断增加，信访与权力评价的关联度日益加深，信访量的多少成为衡量政绩的重要指标。这一努力的结果无疑是大大增加了信访的产出。

信访产出的增加在两个方面刺激了社会的信访热情。一是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通过信访途径快速、合法地维护了自己的权利，这将许多受到侵害的良善公民走向信访；二是信访使一些人取得了非制度甚至是非法的利益，起码信访使一些人（不是全部）通过上访取得了在制度内无法获取的利益。因为信访的产出往往是非制度性的、甚至是反制度的，[6]因此，与人们降低上访的初衷相反：信访产出的上升又刺激了上访的积极性，最终形成了无法解决的上访洪流。在最近１０年以来，信访量逐年增加。据官方统计，中国２００３年全年信访超过1000万件。国家信访局周占顺局长在去年接受《半月谈》采访时也坦陈：信访活动目前相对活跃。据统计，从1993年群众来信来访总量开始回升以来，信访数量上升现象已持续10年。[7]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从2003年1月1日到11月26日为止，共收到上访信件52852封，比上年同期增长了近20％。同一时间段，同比增长近1／3。周占顺局长同时指出，近期以来，群众集体访、重复访和赴京访增加，来全国人大信访接待室上访总件数为17063件，上升幅度大，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行为激烈。[8]各地的信访大体也呈现类似的情况。2000年至2003年，四川省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信访量一直居高不下，权力机关信访量增加43.9％。[9]为应对这一局势，各地的信访投入日益增加。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及相关职能部门都设有信访机构。社科院课题组分析认为，由于信访机构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隶属关系，中央信访机构对地方及中央各部门信访机构之间的管制协调能力十分有限，缺乏强制约。各级信访机构在没有任何监督下对信访案件实行层层转办，导致信访不断升级，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10]　　

进入21世纪，信访工作可以说已经走到了尽头。各种关于信访改革的呼声日高。从2002年开始，关于将信访纳入法制轨道与改革信访工作的文章开始涌现。[11] 2004年5月至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于建嵘和他的6人课题组一起对中国的信访制度进行了专项调查研究。这一调查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规模的针对上访人群的调查。课题由国家软科学基金会资助。课题组的数据和结论全部来自于实证调查。调查通过对上访人群发放问卷和深度访谈、分析来自全国各地2万多封控告信、与部分信访官员进行座谈及进驻“上访村”体验生活等形式进行，历时半年的调查结果最终表达的是一个清晰结论：信访制度作为历史产物已无法适用于当前，相反已是弊端丛生。“如果不进行彻底改革，将会产生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12]

信访制度已经直到了死胡同，改革势在必然，但是如何改革才能解决这一世纪难题？

二、两种对立的改革思路

对信访潮的理论回应产生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改革思路：强化信访与取消信访。

主张强化信访的是国家信访局的官员和大部分学者。２００１年就有人提出建立“大信访”的建议。[13]最近中国科学院国情中心研究员康晓光提议赋予信访部门更多如调查、督办甚至弹劾、提议罢免等权力，它建议将行政问责制与信访结合起来。国家信访局张彭发主任也认为应该强化信访，加强现行信访部门的权力。有些人士已经建议出台《信访法》，甚至效仿法院两审终审制，确定两访终访制，用以保证有限度的上访，将其纳入法制化轨道。

强化信访的理由大致可以归结为三条：一是信访必须解决问题，为了解决问题必须有权。中国科学院国情中心研究员康晓光认为，信访部门的功能无非两个：信息反馈和解决问题。“如果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谁愿意劳民伤财甚至倾家荡产地来北京。但如果信访部门没有足够的权力解决问题，那就是形同虚设。”二是中国的国情，司法不独立，需要这样的一个反馈系统。他指出，“我们是一个行政主导的国家，在司法难以真正独立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这么一套反馈系统来了解社会存在的问题，了解民众的需要。这是一个没有门坎的系统。”三是中国的救济方式太少。例如宪法学者杜钢建认为，中国目前的权利救济方式不是太多了，而是严重不足，不能仅依赖司法救济这一条路。[14]

强化信访的思路已经进入修改后信访条例的草案。原本要在2004年11月份出台的新的信访条例草案最明显的变化是部分扩大了信访机构的权限，增加了一些“实权”。此前，国家信访局研究室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露，信访机构权力有限是导致信访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但由于严格的保密措施，人们无法获知更多有关扩大权限的具体内容。[15]有的地方更是走在中央的前面，率先开始强化信访的功能与权力。例如，《四川省信访条例》草案就对信访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信访机关被授予交办权和督办权。这使信访机关这个曾经的“传声筒”变成了一个“实权单位”。更鲜明的是，明确了有关部门在交办和督办过程中的法律责任，并在全国首次提出行政问责制，直接授予信访机构对办理机构人员处分的建议权，通过明确法律责任，防止置之不理。[16]

与此相反，少数学者主张弱化甚至取消信访。社科院的于建嵘研究员是其代表。于建嵘认为，老百姓可以提意见和建议，把信访视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但一定要把公民权利救济功能从信访制度分离出去，以确定司法救济的权威性。”[17]





在这两种绝然不同的声音中，强化信访的主张显然占了明显的上风。它不仅有学者的论证，更重要的是，它有官方的支持。在中国的国情下，决定立法的首先是官员。新《信访条例》的出台无疑为这一短暂的争论打上了句号。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中国的纠纷解决制度究竟向何处去？法治与与和谐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纠纷解决机制？或者，什么样的纠纷解决机制才能将社会导向法治与和谐？新《信访条例》当然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例如，疑难信访事项可举行听证，过激信访构成犯罪将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对信访人保护的细化，信访方式的多样化，信访便民原则的细化，信访事项范围的扩大等。但是，新《信访条例》赋予了信访部门交办权、督办权，使信访部门从单纯的收发室走出，便于信访案件的监督和相关部门的及时办理；由过去的两级信访变为三级信访，加大了对相关部门的督办力度。很明显，它贯彻的是一条强化信访的思路。众长远来看，它对中国的纠纷解决制度将产生何种影响？这是一个涉及中国社会是否能走向法治的重大问题，不能不认真对待。



　　要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就必须对信访制度作一个全面的剖析。

三、作为纠纷解决制度的信访制度的利弊

应当指出，信访权是我国各部宪法所保障的，是宪法性的权利，信访制度是一种行使宪法规定的权利义务的方式。作为国家机关，接待信访是它的义务；作为公民，信访的权利依据是“信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