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的命运

法的关系……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 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他们根 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
题记：拜入法学的门槛不足三年，作为一个法科学生，从一个“法盲”到法学人的转变还刚刚起步，况且苏力教授曾多次教导我们“大学四年，前三年我是不准你们开口的，否则会满口胡言，不知所云”。苏力教授所言及是，大学两年多来，我到底学了多少法学知识？这是我学习法学专业一直以来的反思。特别是有时候给专业外人士解释他们碰到的问题时，往往是解释了一大半天之后，却得到一句“亏你还是学法律的！”这个时候我更是感到茫然、委屈乃至不知所措。到底是法律出了问题，还是自己学得太浅了而没有把握住法律的精神？中国老百姓认的“理”与法应作何变通？如何认识法律以及法治？困惑之余，有一点可以肯定，认真分析问题发生的背景和利用其他学科的观点来解释问题，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面对法学上的各种“疑难杂症”，在法学（这里所指的是狭义的法律，同时也是我们这些经过正规训练的法学人所认为的法学，即只认可国家制定法和形而上的东西，但决无贬义）这个小圈子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那么就真应该跳出这个小圈子来看看了。
下面我将对一个真实的案例进行法律社会学的分析和解构来予以说明，此文的重点是侧重于社会学知识，对于这种有点离经叛道的理论和方法，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的。波斯纳把自己的数部法学大作归于社会学门下，同时强调法学与社会生物学是当代法学研究的前沿，对于这种比较“前沿”的问题，在中国法学界能看到的文章是很少很少的，更多的是进行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分析以及法条主义的诠释。初次涉及所谓“前沿”，难免贻笑大方。


2003年7月31日《南方周末》登载湖南会同县堡子村村民集体“刑讯”打死一个“贼”的事，随后宋玲玲在的《贼的命运与法治常识》（2003年8月7日《南方周末》）中认为，村民们在刑讯过程中，做出种种丧失理智的暴力行为之症结，其一，在于国人的观念，对生命的认识淡薄。其二，我国刑法制度的缺陷。文中提出“法治和人治的区别在哪里，在还需要普及和强调法治常识”（不要忘记，在整个历史上，国家权力，尤其是国家法律对乡民的渗透始终是极为有限的）！但文中也提到几乎所有的国民即使是山野村夫也知道杀人偿命的这个最基本的道理啊，这难道说“法治”没有“普及”到村民中去吗?同时案子中的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师为什么在对待司机时也出手那么狠？看来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法治问题了！需要说明的是宋在文中所提出的“法治”概念不清晰也不明确，有点理想主义的味道，因为如果我们把一切的犯罪的发生都归结于法治这个大概念的时候，是不正确也是不合理的。试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算得上我们眼里的法治国家吧？难道这些法治国家就没有犯罪了么？难道你能说他们的法治不健全和国民缺少法治意识？这种观点看似可笑了吧？但这种简单枚举处处比较的做法在我们对于社会问题和学术问题的探讨当中是相当流行的，经常学者一说到某某制度时马上就拿出西方的来加以比较论证，以证明我们的制度是何等的不先进。其实真正有说服力的论证必须从简单的枚举走向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证。再次，这种论证隐含了一种知识终结的观点，即把中外前人在具体社会历史时空中所创造的制度看成知识的终结、真理的化身，这实际上否认了人类实践创建和提供新的制度知识之必要和可能；它同时隐含了对制度和知识产生和运作之时间和空间的彻底遗忘。固然，这种观点在某些时候可能有助于我们排除妄自尊大，从而谨慎从事；但另一方面，却有可能使我们失去自信，失去对自己长期的切身经验的关注，这是很危险的，只能使我们裹足不前。所以要真正的研究这个案例，就必须找出它之所以发生的真正原因，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萨特说过，存在的即是合理的。那么，上述“打死小偷”事件的“合理性”又在何处？



因特网上，用“打死+小偷”这个关键词搜索出的文章居然有四万之多（google2004年3月18日统计）！标题无外乎于 “十多村民”“四莽撞工人”打死小偷等等。请注意这些量词，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实施暴力行为，而是群体！其中不仅包括农民民工等所谓“社会底层”，也不乏教师公务员 等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都较高的“社会主流”。自古以来，中国农民一直是比较善良、淳朴任意受人宰割的弱者，但为什么会在集体“刑讯”中做出如此残忍甚至是令人发指的行为呢？
这个问题表面上通常被看作是法治观念和刑法制度的问题，这种思维通常来自于所谓“法学”的惯常思维，诸如法治不健全、农民愚昧、人权观念缺失等等。但深入思考，我们会发现对此类问题的这种理解和思维是不太合理的。早在19世纪末，法国的心理学家李本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心理学上将村民的这种集体刑讯行为叫做反制度化集体行为。所谓反制度化集体行为是指团体的活动没有共同的了解和被公认的原则。比如，激烈的群众暴动，商品要涨价的信息传来时的抢购浪潮，战争的歇斯底里状态，足球流氓集体骚动等等，都属于反制度化的集体行为。由于反制度化行为是自发产生的，相对来说是没有组织的，所以难以预测和难以控制，因而常常对社会潜藏着巨大的破坏性。
在讨论反制度化集体行为产生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心理学上的经典的“集体行为”事件。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一个叫李村的地方，有一个白人农场。1931年初冬的一个星期六的上午，一个年轻的黑人雇员忿忿地来到这个白人农场，他是来向白人农场主索要欠他的周薪的。白人农场主不在家，他的妻子接待了这个黑人雇员，并说明自己的丈夫出去了，没有留下欠他的周薪，希望他换个时间再来。这个黑人雇员很不高兴地离开了。但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一只手枪又重新来到了白人农场主的家中，再次愤然地要求农场主的妻子马上支付欠他的周薪。农场主妻子再次告诉他自己的丈夫出去还没有回来，并要求他马上离开。这个黑人雇员不仅没有离开，反而用手枪把农场主的妻子挟持到房中，实施了非礼。非礼之后，这个黑人雇员就逃走了。白人农场主的妻子立刻报了案，黑人雇员很快被警察逮捕了，并坦白了自己的全部罪行。警察把他关在了监狱中。消息传出后，整个李村都骚动起来了，白人的激动分子纷纷指责黑人的暴行，而黑人则认为这是白人对黑人的又一次陷害。当时，整个李村的气氛相当紧张。法庭不顾这一紧张的气氛，坚持要在当地公开审判。审判开始前，人们就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法庭内外，人越来越多，拥拥挤挤。随着审判的进行，人群变得越来越好战，出现了集体激动的场面，并在相互的交流中把这一情绪逐渐地传染、蔓延。在这关键的时刻，各种各样的谣言又随之出现，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听到的谣言的正确性，人群更是表现得个个跃跃欲试，一触即发。下午一时整，当白人农场主的妻子上庭做证时，激动的人群一下子沸腾起来，成了一群愤怒的暴徒。警察慌忙把黑人雇员监禁在一个水火不入的牢房中，并试图用催泪弹迫使骚动的人群解散。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随后，骚动的群众火烧了法庭。傍晚时，有白人激进分子用炸药爆破了关押黑人的牢房，将炸死的黑人雇员吊在法庭里的一棵树上示众。随后，又把黑人雇员的尸体挂在汽车后面沿街拖着示众，有五千多名白人跟在汽车后面狂叫怒吼。最后，这群激动的白人把黑人雇员的尸体拖到李村黑人区，当众焚烧。事态蔓延得越来越严重，最后不得已，出动了军队加以镇压，才使整个时间慢慢平息。
心理学家们通过对这个典型集体行为事件进行研究和分析，得出了反制度化集体行为具有如下的特点：
首先是拥挤，它是最初的或最早的集体行为的方式。对比堡子村审讯的具体情况就可以发现，当司机被押到“又一堡”旅社门口的时候，立马就被人们围起来了，随后的第二轮第三轮“刑讯”中，人数更是越来越多，由最初的十个左右增加到二三十个，到最后发展到了100多个人围在一起，可见当时场面之大，拥挤情况之严重！这成就了第一个条件——人们围在一起看热闹，我们在这里就把围在一起的人看作是一个群体。在拥挤中，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身体上都发生着拥挤。拥挤的基本效果就是人们彼此之间更为敏感，变得目光狭小、不顾他人的生命，同时对其他的对象的刺激反应也就大大减少了。此时此刻，人们的注意力只限于当时，对平时的道德、法律也就视而不见了。从而也就导致群体成员处于了一种无意识状态。
第二个阶段是集体激动，是拥挤行为更为激烈的方式，他除了具有拥挤的一般特征外，还有着它自己的特殊特征，即对他人的注意更为强烈的吸引力，此时的人们的情绪和行为都是由发自内心的冲动支配，所以，人们此时也表现得极不稳定，也极不负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容易被调动起来发泄自己内心的紧张和不满。案例中，就是由于人们在审讯司机的时候，每次开始时都先问他是不是小偷，当司机否认时，便激发了村民由于丢失东西需要发泄的怒火，以至于在“九罗”一声“打哟”语言的刺激下，人们便开始疯狂的殴打起来！第二轮审讯中姜某也是在没有耐心的情况下，疯狂的殴打司机！因为这时的人们都是一群没有理智的动物集合体，稍有不从就只能激怒他们以至遭到残暴的对待！
第三个阶段是社会传染，这是一种比较快的、不知不觉的、不合理的扩展，它往往表现为一种疯狂、一种时尚的扩大，它是拥挤和集体激动的极端形式。而且社会传染还能吸引旁观者，使旁观者也在不知不觉中做出同样的反应，成为集体暴力行为的一员！社会传染的结果，使社会抵抗力减少，即使个体的自我意识减少，个人也会情不自禁的模仿他人、跟随他人，一下子就扩展到整个群体，最终成为了集体行为。在案中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人们开始用木棍、扫帚打，打断了又换成了木桩子、螺纹钢筋，一个比一个恶毒一个比个凶残，以至于最后拿盐水泼、往司机的口里塞化肥，这些都在互相感染、刺激下愈演愈烈的！这里面最为典型是那个参与者的儿子用食盐水泼在司机的身上，并说：“贼古佬，我给你消消毒！”人群中不但没有人劝阻，却发出了一阵笑声。难道100多个人中就没有一个懂点法律，明白生命的重要意义的吗？围观的人们都成为了这个暴力集体中的一员，心中只有欲望和冲动，只要需求快乐和刺激，这里最好的解释是运用弗洛伊德的“本我”理论。弗洛伊德认为人有三个我。本我，代表人类的本能、欲望和冲动，只要寻求快乐，按“快乐原则”行动。自我，与现实环境相接触，负责对现实环境进行考察，以寻求满足本我的现实途径，因而，是按“现实原则”行动。而超我则代表了良心，是道德我，时时提醒自我按社会道德、法律规范行动，履行的是“至善原则”。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本我的力量特别大，它随时随地地都想表现自己，它更像个野兽，而不大像人。特别是碰到集体暴力这个外在条件的时候，个人的行为就更容易受到同伴的感染、暗示等影响的，就很容易丧失理性和个人责任感，表现得冲动、兴奋随心所欲。在群体暴力中，其实就是一个个本我在游荡。人人有责，也就等于人人无责，人们更多地会做出不负责任的行为。这时聚集在一起的群众就转变为残酷的、兽性的、失去理智、毫无约束地发泄情感和滥用暴力的乌合之众。
所以，我们在探讨这个案子，思考为什么善良的村民会做出如此过激违反伦理行为的时候，应该放到“集体”这个大前提下来研究。这时所面对的是一个不理智的“集体”而非单独的个体。至于为什么集体中村民们变得如此激烈，甚至失去理智？心理学家金巴尔多(P.Ztnbardo)通过一系列的实验结果显示了群体的“暴力”的确与“失去个性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所说”的失去个性化是指当一个人在群体中时，就会产生群体为个人提供了保护的错觉，个体会认为人多势众，个人就不再以一个具体的个体而存在，而是以群体的成员形式而存在，法律的约束力就会远离了这些人，从而，个人丧失责任心，失去一定的理性，做出违反社会准则的过激行为。而当个人单独行事时，则自我意识强，因而更能从理性的、伦理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清楚自己该做和不该做的事情。所以如果审讯司机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时，一般情况下不会发展到毒打司机致死的，除非他真的变态！因为这时是一个人，不受其他人的干扰，更容易理性的看待这个 “贼”，这时他就会意识到杀人是要偿命要坐牢的，如果去坐牢的话家里面的老人、孩子谁来照顾等等问题（这也是人成熟的一个标志吧，现在青少年犯罪越来越多、越来越年轻化，就是在作案的时候考虑不到这么多的后果和责任），理性就能战胜其“本我”，从而避免做出过激的行为！
从心理学的层面对堡子村村民的集体暴力行为进行分析后，问题变得清晰明了。如果当我们同样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面对这些不理智、充满愤怒的“集体”的时候，我们采取的不是马上给他们普及法律知识、讲法理等等，那样你可能只会遭来更猛烈的打击！这个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是采取权宜之计，先顺从“集体”的主意承认“事实”，然后再考虑通过其他的方法和程序来还自己的清白。只要不激怒他们，他们心中的“怒火”就不容易被点燃的，这样更有利于保全自己的生命。这种做法看似可笑，但确确实实是通过科学合理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所以，我认为仅仅把贼的命运归结为中国法治观念的缺失和刑法制度的不健全是不合理的，因为集体暴力的行为只要是有人聚集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的。鲁迅说过：“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都有。”关于这一问题，西方法治国家所发生的各种骚乱和暴动就很能说明问题。所以此案根本因素还是在于人类的本质和外部环境。法治是一个大概念，我们在引用的时候还需多加小心和慎重。道德和政治哲学的观点比较空泛的，必须从对人性的研究的角度对具体的问题加以指导，否则那种单纯以一个狭窄的学科领域来研究分析问题的态度对于我们真正的弄清事实真相是极为不利的。在本案中，在社会学意义上来看，张顺成的死归咎于一个心理学上的重要理论：“反制度化集体行为”；从其个人角度讲是死在了其不“顺”上。但是，从法学的角度来讲，我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算是比较公平合理和公正的，因为我们决不能因为这次事件可以以心理学的理论来推出其逻辑上“合理性”而对于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认为是社会意义上的合理。
参考文章及书目：
1、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2、苏力著：《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3、崔丽娟：《心理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编》第三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5、叶容华：《社会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6、《南方周末》 2003-07-31 2003-08-07


重庆工商法学院法学院2001级4班 （在读本科） 邮遍：40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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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首的的概念和意义　　
自首是指犯罪分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或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犯罪，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它的犯罪行为。自首的本质特征在于犯罪嫌疑人的悔罪，它与违背犯罪人意志的被动归案，及归案后的坦白行为，具有本质的差别。正是这种差别，表明自首犯的人身危险性相对较轻。由自首的本质及所反映的危险性的特征出发，我国刑法根据惩办与宽大相接合的原则设置了自首制度，并确定了自首从宽的原则。我国刑法设置自首制度及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罚裁量制度，表明我国刑法在报应的基础上追求刑罚效果，即通过自首从宽原则实施感化犯罪分子主动投案，鼓励改过自新，分化瓦解犯罪势力，获得有利于国家、社会的预防犯罪的效果。　　
二、自首的种类即构成条件　　
根据刑法典第67条的规定，自首分一般自首和余罪自首两种。一般自首是指犯罪分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行为。余罪自首是指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行为。根据刑法典第67条第1款的规定，成立一般自首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自动投案　　所谓自动投案，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归案之前，出于本人的意志而自愿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等待进一步交待犯罪事实，接受审判的行为。这种行为有三个方面的限制性：　　
第一，自首时间上的限定性。投案行为必须发生在犯罪人尚未归案前。这是犯罪人自动供述自已罪行还是坦白罪行的重要标志之一，投案行为通常实行于犯罪分子犯罪之后犯罪行为尚未被发现之前，或者犯罪事实虽然已被司法机关发觉，但犯罪人尚未被发觉以前或者犯罪事实和犯罪分子均已被发觉。而司法机关尚未对犯罪分子进行询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其中犯罪分子正在自首途中或在积极准备自首抓获或犯罪人已知道司法机关人员在其家守候而主动回到家中或因形迹可疑被盘问，而主动交待自己罪行的，应视为自首。　　
第二，犯罪人主观意志上的主动性。犯罪分子必须是基于本人的主观意愿而自动归案，这是认定自动投案是否成立的关健条件。而要认定是否自动投案要把握犯罪分子投案动机的多样性：有的出于真诚悔罪，有的慑于法律的威严，有的为了争取宽大，有的潜逃在外生活无着落，等等。但不同的动机并不影响归案的自动性。同时还要看是否处于迫不得已而违背意愿。犯罪分子被围追堵截，无处藏身、走投无路，迫不得已向有关人员和组织交待自已的罪行，由于是被迫的，只能视为坦白，不能以自首论。如李某杀人逃跑，被公安机关包围在一个小树林，李某自知法藏身，便说：“不要开枪，我自首”。这种情况李某是迫不得已的坦白。　　实践中有的犯罪分子投案，其自动程度差异很大，但只要不违背犯罪分子的主观意愿，也应视为投案如：　　（1）托人代言。犯罪分子本人没有亲自向有关机关投案，而是别人代替他投案，一般情况下犯罪分子应亲自供述自已的罪行，可在特殊情况下：如病重、瘫痪、受重伤、抢救被害人、保护现场、救火等，因而委托他人代为投案，或者信电投案，查证委托属实的，应视为投案。这种投案能否成立，关键在于代替者是否受犯罪人委托，或是否征得犯罪人的同意。如果只是怕亲友被重判，背着犯罪人，或不顾犯罪人的反对，只能是检举告发，不能认为投案。　　（2）陪送投案。有的犯罪人在犯罪之后，想去投案又顾虑重重，父母亲友担心其逃匿他乡或自杀而陪送其投案；这种情况下，犯罪人心虽然不坚定，但投案仍出于他自己的意愿，虽有人陪送，但人身没有受到强制，仍应看作是出自犯罪人的自愿和主动，以投案论。　　（3）怕而投案。犯罪人犯罪以后，有的怕被重判，怕别人告发，怕同案犯检举把罪责加给自己，有的受同案犯威逼，怕不去投案为同伙承担罪责，将招致杀生之祸而投案。这些情况，惧怕只是一种精神状态，其意志仍是自由的，投案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虽然他们存在着不同的压力，有被迫之感，但这与被四面围困，迫不得已有根本不同。从主观意志上看，其供述是自愿和主动的，应认定为自动投案。当然如果犯罪分子投案的目的是为包庇同伙，应当别论。　　
第三，自动投案的对象和具体性条件，犯罪分子必须向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己实施了特定的犯罪。一般要求犯罪分子直接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审判机关投案。对于犯罪分子本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其他党政机关有关负责人投案的，只要投案人认为他们会向有关部门报告，自己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即可。尽管实际上没有报告，也应认为是投案。　　
（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犯罪分子投案后，只有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才能足以证明其悔罪服法，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成立的基本条件。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不要求犯罪人全部彻底的交待犯罪所有情节，而是要如实交待主要犯罪事实，也就是影响定罪量刑的主要犯罪事实和情节。把握这一条件，应注意三个方面：　　1、投案人所交待的必须是犯罪事实，投案人因法律认识错误而交待违法或违反道德规范行为的事实不构成自首；反之，投案人交待自己的犯罪行为，因认识错误当成合法行为应构成自首，如将过失伤人当成正当防卫。　　2、投案人交待的必须是自己的犯罪事实，也即自己实施并由本人承担刑事责任的罪行。投案人交待的犯罪，即可以是一罪，也可以是数罪；即可以是单独实施的也可以是共同实施的。共同犯罪中，由于犯罪人所起的作用不同，要求供述的内容也不同，根据刑法规定，各种共同犯罪人自首时所要供述的自己的罪行的范围，与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和具体分工相适应。　　（1）主犯应供述罪行的范围。主犯分首要分子和其他主犯。其中首要分子必须供述的罪行包括其组织、策划、指挥作用所及或支配下的全部罪行；其他主犯必须供述在首要分子的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支配下单独实施的共同犯罪行为，以及与其他共同犯罪人共同实施的犯罪行为，因为这些犯罪活动是由其策划、组织、指挥的，即使他自己没有亲自实施，那也是分工不同。　　（2）从犯应供述的罪行范围。从犯分为次要的实行犯和帮助犯。次要实行犯应供述的罪行，包括犯罪分子自己实施的犯罪，以及与自己共同实施所犯罪的主犯和胁从犯的犯罪行为；帮助犯应供述的罪行，包括自己实施的帮助行为，及所帮助的实行犯的行为。　　（3）胁从犯应供述罪行的范围。包括自己在被胁迫情况下实施的犯罪，及所知道的胁迫自己犯罪的胁迫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　　（4）教唆犯应供述罪行的范围。包括自己教唆行为，及所了解的被教唆人产生犯罪意图后实施的犯罪行为。　　
总之在共同犯罪中，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应供述自己所知道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自首。　　3、投案人必须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即犯罪分子应按实际情况彻底交待所实施的全部罪行。如果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犯罪人只能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或基本犯罪事实，也应视为如实供述。如果犯罪人在交待中避重就轻、虚构减轻罪责的情节或利用自首推卸罪责，包庇掩护同伙那就是交待失真，假自首。 一人犯数罪，其中有重罪也有轻罪，犯罪人只供述其中一罪或数罪，正确认定数罪的自首，关键在于判断犯罪人是否如实供述了所犯数罪。若所犯数罪为异种数罪，其供述的犯罪成立自首，其未供述的犯罪不成立自首；若所犯数罪为同种数罪，则应根据犯罪人所供述犯罪的程度，决定自首成立范围。其中犯罪人所供述的犯罪与未供述的犯罪在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等方面大致相当的，只认定所供述之罪成立自首，自首的效力同样仅及于如实供述之罪，犯罪人确实由于主客观原因，只供述所犯数罪中主要或基本罪行，应认定为全案成立自首　　（三）自愿接受国家的审查和裁判　　刑法规定：“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交待自己罪行的，是自首。”从形式上看，接受审查和裁判似乎不是成立要件，但从自首制度设立的目的来看，犯罪分子犯罪以后对自己行为应负的法律责任，必须自愿承担法律后果，就是犯罪人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包括接受审查和裁判，这是自首的重要特性，是检验犯罪人真假自首的重要条件。　　犯罪分子自动投案后，必须听候、接受司法机关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不能逃避，才能最终成立自首。犯罪人犯罪后将自己人身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下，是其悔罪的具体表现，也是国家对其从宽处理的重要根据。犯罪人归案后，无论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起诉阶段，还是审判阶段逃避司法机关的现实控制，都是不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行为，不能成立自首。自愿接受国家的审查和裁判，要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　　1、犯罪人自动投案并供述后又隐藏、脱逃的；或翻供，意图逃避制裁；或委托他人代为自首而本人拒不到案的；等等都属于拒不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行为。　　2、犯罪分子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罪行后，为自己进行辩护，或者提出上诉，或者更正某些事实，这都是法律赋予被告人的权利，应当允许，不能视为拒不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　　3、实践中，有的犯罪人匿名将赃物送回司法机关或者原主处，或者用其他方式指出赃物所在。此类行为并没有将自身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这下，没有接家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诚意，因而不能成立自首。　　4、投案自首后被取保候审期间又犯新罪的，如果其所犯新罪与前罪属不同种罪，前罪由于齐备了自首条件而成立，但在量刑时应依法不予从轻处罚；如所犯新罪与前罪属同种罪，则属连续犯，自然不能视为自首。　　根据刑法典第67条第2款的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以自首论”。从而确定了余罪自首制度。余罪自首是自首的一种特殊形式。一般自首与余罪自首区别在于自首的时间、场合和是否自动投案，也即犯罪人是否自觉地投入刑事诉讼活动中，自动投案是以犯罪分子具有人身自由为前提的，而已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其人身自由已受到司法机关的控制，便无从谈起自动投案的问题，但就自首的本质的特征来看，即就犯罪人自愿悔罪，愿意承担法律后果，犯罪人向司法机关供述尚未被掌握的其他犯罪行为，对于后罪来讲，在一定意义也是自动投案。　　成立余罪自首，除应符合成立一般自首的相应条件外，还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1、成立余罪自首的主体必须是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罪犯。　　2、必须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这是成立余罪自首的关键性条件。　　
三、自首犯的刑事处罚原则　　我国刑法第67条第1款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第68条第2款规定：“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我国刑法的这个规定是比较科学的，其一，贯彻了罪刑相适的原则。对犯罪的处罚，最基本的是看犯罪的性质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犯罪人犯罪后的表现，如认罪态度、悔罪程度等，不能因自首而不分罪行轻重一律减免，否则就有损法律的严肃性。我国刑法对犯罪以后自首的不但作了可以从轻或减轻和免除的规定，而且还区分罪行较轻和罪行较重予以不同的处罚。其二，实事求是，符合实际。犯罪人的情况各异，所犯罪行不同，自首的动机也十分复杂，悔罪程度差异很大，自首后绝对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就不能适应这些复杂情况，对犯罪分子就很难起到惩罚和教育的作用，因此我国刑法采取相对从轻、免除原则，对自首的犯罪分子不是必须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符合自首的复杂情况，有利充分发挥自首制度打击犯罪教育犯罪人、感召犯罪分子走自首之路，悔过自新的作用。　　（一）犯罪以后自首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犯罪以后自首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是处理犯罪后自首的一般规定，是处罚总原则。首先，对于犯罪后自首的犯罪分子，无论罪行轻重都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为自首从宽政策可以分化瓦解犯罪分子，打击犯罪活动，但是并都要一律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极少数罪行特别恶劣的犯罪分子，也可以不从轻或减轻处罚。其次对自首的犯罪分子是从轻还是减轻要综合案件的各方面，全面考虑。在下列情况下，对自首的犯罪分子一般应考虑从轻或减轻处罚：1、犯罪不是特别严重或情节不是特别恶劣，从全案分析不存在法定或酌定的加重情节；2、犯罪人主观恶性不深，比较容易改造；3、犯罪人自首比较主动、悔罪比较明显，交待罪行属实，反之，不能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对于犯罪较轻的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免除处罚　　所谓犯罪较轻，就是暂且不考虑犯罪人的情况和他犯罪以后认罪态度、是否自首等情况，只根据其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及其对会的危害程度，应当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犯罪。犯罪较轻的“可以”而不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能否免除处罚，除了看自首的犯罪分子所自首的犯罪是否较轻外，还要看自首的犯罪分子是否悔罪。犯罪人自首后，要免除处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所自首的犯罪必须具备较轻的客观条件；二是自首的犯罪分子必须具备悔罪的主观条件。如不具备主、客观条件的可以减轻处罚。
（三）对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于自首又立功的，依法“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应当”表明只能无条件的遵照执行，没有灵活性，审判机关必须对他减轻或免除处罚。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