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衔接
魏 勇
内容提要：
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虽然性质不同，但具有衔接性。本文对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在立法、适用、罚种上的衔接性作了有关探讨，提出税收行政立法应广泛采用“行政刑罚”的立法方式，提出当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存在竞合的情况下，应当坚持“刑罚优先”的原则，并对其中有些特殊情况进行了分析，最后对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在罚种上的衔接作了简要思考。
关键词：税务行政处罚 刑罚 行政刑罚 竞合 衔接
刑罚和税务行政处罚是国家的司法机关、税务机关分别针对不同的违法行为所采取的制裁措施。税务行政处罚针对的是税务行政违法行为，法律依据是有关涉税行政法律、法规与规章。刑罚针对的是犯罪行为，直接依据的是刑法。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虽然性质截然不同，但二者在立法、适用、罚种上有联系，并且具有衔接性。
一、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在立法上的衔接
在税务实践中，弄清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在立法上的衔接，对于提高税务机关的执法水平、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为税务行政管理相相对人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保护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在立法技术上的衔接
目前，在我国行政立法上设定税务行政处罚的主要有：《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发票管理办法》和国家税务总局的某些规章，其中，《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发票管理办法》在设定税务行政处罚的同时，又有相当多的条款对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犯罪行为作了刑事责任上的衔接规定。可见，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确实存在立法上的衔接点，那么，在立法技术上是如何衔接两者的呢？纵观《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发票管理办法》，虽然可以构成涉税犯罪的行为不少，但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衔接方式却很单一，一般表现为：在具体列举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各种形式的违法行为后，明确规定税务行政责任，并在税务行政责任后原则性地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即：将税务行政处罚与高度概括性的刑罚责任写在同一条款中。这样的规定方式在《税收征管法》体现得最为明显。例如，《税收征管法》第63、65、66、67、71条规定了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取出口退税、抗税行为和非法印制发票行为应受到的税务行政处罚后，又逐一规定了上述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笔者认为，这种立法上的衔接方法，虽然表面上增强了税务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但该种衔接方法过于笼统和单一，不利于涉税犯罪行为的刑事制裁，体现在：有时税务机关查处了违法行为，明明意识到该违法行为已相当严重，达到了犯罪程度，但就是苦于无法找到刑法相应的条款，结果导致应当移送司法机关查处的涉税犯罪案件未能移送，只好简单罚款了事。例如，《征管法》第71条规定，“违反本法第22条规定，非法印制发票的，由税务机关销毁非法印制的发票，没收违法所得和作案工具，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查遍刑法危害税收征管罪有关条文，里面只有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伪造发票和擅自制造发票有关犯罪的刑事处罚规定，那么，值得怀疑的是，“非法印制发票”与“擅自制造发票”是否可以划等号？因此，《征管法》的这种高度概括性的援引性规定使税务人员在税务实践中难以操作。类似这样的问题在《发票管理办法》中同样存在。此外，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各种新的犯罪手段不断涌现，立法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往往采取“补充规定”的办法来弥补刑法典的不足，这更使税务行政违法行为与涉税犯罪行为的衔接问题变得日趋复杂。针对以上问题，不妨暂且考虑以下思路：对于税务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立法，在税收行政法律中采用明确的援引性法律规范。例如，在对税务行政违法行为作出税务行政处罚规定后，对于构成犯罪的，作出依照刑法某某条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这种依照刑法某某条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即是援引性法律规范。表面看，援引性法律规范比目前立法上的高度笼统性规定要好，因为已明文指出具体适用刑法条款，便于税务机关实践操作，但实践中仍然会存在援引刑法条文不精确或不充分的情况。例如，对于逃避追缴欠税罪应适用刑法第203条规定，但该条规定的“致使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欠缴的税款”与《征管法》第65条规定的“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的规定有不相吻合之处，从法理上看，“致使”与“妨碍”存在区别，“致使”表明纳税人逃避追缴欠税行为与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欠缴的税款的结果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而“妨碍”而无这样的因果关系。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纳税人发生《征管法》第65条规定的行为，是不能构成“逃避追缴欠税罪”的。可见上述引入援引性法律规范的解决思路不是最好的办法。因此，可以考虑第二种解决办法，即采取“独立性的散在立法方式”，理论上称之为“行政刑罚”。所谓“行政刑罚”是指“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所规定的义务人，由法院适用刑法总则的规定，依刑事诉讼程序所施之制裁”。[1]从国外的情况来看，行政刑罚的立法方式是各国广泛采用的一种刑事立法方式，它更能很好地衔接行政处罚与刑法。如果在税收行政法上采取行政刑罚的立法方式，会存在以下优点：一是在税收行政法中直接规定罪名、罪状、法定刑，就不会频繁地修改刑法典，或作出相当多的单行“补充规定”，刑法典的精确性会明显增强。二是在税收行政法中直接规定罪名、法定刑，比起另行通过补充规定更及时，更直观明确，更便于预警、遵守和操作。三是有利于税收行政法与刑法的衔接，税务机关不会再因为无相应刑法规范而不得不“以罚代刑”或在涉税犯罪行为前显得束手无策。
（二）税务行政违法行为与涉税犯罪行为在立法上的区分
1．量上的区分
税务违法行为与涉税犯罪行为的在立法上反映出来的根本区别就是税务违法行为后果在数量上的差异。例如，对于纳税人的偷税行为，如果所偷税款达到1万元以上，并且占应纳税款总额的10%以上才能认定为偷税罪，由司法机关实施刑事处罚。反之，如果纳税人达不到这1万元和10％这两个数量标准，就只能认定为税务行政违法行为，由税务机关实施税务行政罚款。通过量上的区分来划分罪与非罪的主要有偷税行为、逃避追缴欠税行为和骗取出口退税行为以及绝大部分发票违章行为。
2．质上的区分
在立法上对于税务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区分标准不是通过“量”上的区别而是通过“质”的规定来区分的，具体来说，税务违法行为的危害程度、违法情节的严重性、主观恶性等形成了税务违法行为的“质”。例如，《征管法》第67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是抗税，除由税务机关追缴其拒缴纳的税款，滞纳金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未构成犯罪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拒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拒缴税款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这里的情节就是关于“质”的规定，情节的轻微与否就是区分税务行政违法行为与涉税犯罪行为的“分水岭”。
3．量和质并重的区分
例如，刑法第201条第1款规定，纳税人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在此规定中，“2次”偷税是“量”的规定，“再次偷税”就是“质”的规定，对于纳税人再次偷税的数额在所不论，但这表明纳税人主观恶性较重，非予以刑事处罚不能防止其社会危害性。
二、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在适用上的竞合
如前所述，税务行政处罚行为与涉税犯罪行为是二种性质不同的违法行为，但是，由于税务行政违法与涉税犯罪之间大多只有量上的区别，加之由于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分别由税务机关和法院两个主体分别独立实施，在实践中，很有可能发生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之间的竞合问题，如何正确处理两者竞合关系就显得十分重要。如何适用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竞合问题，目前争论很多，归纳起来，有三种主张：第一，选择适用。认为只能在行政处罚和刑罚处罚中选择一种，而不能并施。第二，附条件并科。认为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竞合时可以并科，但任何一个“罚”执行后，认为没有必要执行另外一个时，可以免除处罚。第三，合并适用。认为既要适用刑罚处罚，又要适用行政处罚。[2]就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在适用上的竞合而论，笔者认为，应以“选择适用且遵循刑罚优先”为原则，但在该原则基础上还存在一些特殊情况。下面笔者就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的竞合中有关实践问题作深入探讨。
（一）在查处税务违法案件中，税务机关能确切认定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情形
《行政处罚法》第7条第2款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该法第22条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了贯彻落实《行政处罚法》有关精神，税收《征管法》第77条作出与《行政处罚法》第22条相类似的规定。从逻辑角度上看，《行政处罚法》和《征管法》的规定，只是明确了当税收违法行为构成犯罪时，必须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罚代刑。但税务机关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前是否可以先行实施税务行政处罚却没有明确。有人认为，可以实施行政处罚，依据是后文提到的“罚款折抵罚金制度”。笔者认为，“罚款折抵罚金制度”是建立在税务机关不知晓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前提下的，对于税务机关已能确认该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犯罪行为吸收了一般税务违法行为，应只能给予刑事制裁，不能先行行政处罚。因此，在税务机关能确切认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情形下，应本着“刑事处罚优先”的原则，主动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再视司法机关处理情况和法律规定来依法实施税务行政处罚。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接到税务机关移送的案件后，可能存在三种情况，一是认为虽构成犯罪，但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较轻，作出依法免于刑事处罚决定。二是构成犯罪，依法予以刑事处罚。三是不认为是犯罪。对于第1种情况，即依法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况，根据新刑法附则第452条第3款附件二第5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第7条：“对犯本规定之罪的，由税务机关追缴不缴、少缴、欠缴、拒缴或者骗取的税款。对依法免于刑事处罚的,除由税务机关追缴不缴、少缴、拒缴或者骗取的税款外，处不缴、少缴、拒缴或者骗取的税款5倍以下的罚款”。可见，税务机关可以对部分免于刑事处罚的涉税犯罪行为实施税务行政处罚。对于第2种情况，如果纳税人构成犯罪的，司法机关已经依法实施了刑事制裁，税务机关是否可以再实施行政处罚呢？有人认为，行为人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处罚后，可以再由税务机关实施行政处罚。也有人认为，如果司法机关与税务机关处罚的罚种在内容上不具有类似性，税务机关才可以实施处罚。例如，司法机关已作出了罚金的刑事处罚，税务机关就不能再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但可以依法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的行政处罚。笔者认为，这二种观点都是不对的，理由是：第一，刑事制裁比行政制裁要严厉得多，如果已给违法者实施了刑事制裁，已达到了制裁违法的目的，此时，行政制裁被刑事制裁所吸收。第二，根据免于刑事处罚才可以由税务机关处罚的有关规定可以推论出：立法者对构成涉税犯罪的行为处罚是本着“在遵循刑罚优先的前提下，避免多重处罚”的精神来解决来涉税犯罪行为的处罚竞合问题的。对于第3种情形即税务机关认为已构成犯罪但司法机关不认为是犯罪的违法行为，这是由于税务机关在法律上的认识错误所致，应该由税务机关依法继续实施行政处罚。综上所述，当税务机关能确切认为税务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税务机关应当本着“刑罚优先”的原则，积极主动移送涉税犯罪案件，再视司法机关的不同处理方式，正确行使税务行政处罚权，既要打击涉税犯罪行为，又要保障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
（二）在查处税务违法案件中，税务机关最初认为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行为未构成犯罪，但在对其实施了行政处罚后，发现其违法行为已构成了犯罪的情形
由于税务行政违法行为与涉税犯罪行为很多只存在量上的差别，有时税务行政违法与涉税犯罪的界限仅在于毫厘之间。在这种情况下，税务机关如何正确适用行政处罚与刑罚的竞合呢？行政处罚是否应当先撤销后再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呢？笔者认为，行政处罚不能撤销。理由是行政处罚行为是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拘束力、执行力等特征，如果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处以行政处罚后，发现纳税人行为已构成犯罪的，而撤销行政处罚的话，很容易影响行政机关的权威性，造成社会公众对行政机关的不信赖，从而影响到行政机关的正常管理秩序。在此种情况下，如果税务机关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的是罚款行政处罚，正确的做法是依照《行政处罚法》第28条第2款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罚金。”应当注意的是这项制度不是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并科，也不是对“刑罚优先”原则的违反，而是针对实践中，税务行政违法行为与涉税犯罪行为的不确定性，罚款与罚金可能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为避免不同执法机关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都实施经济制裁而设立的。当然，折抵罚金的前提是法院在判处罚金前行政机关已经对当事人进行了罚款，法院又判处罚金的，而罚款的前提是行政机关在罚款时当事人的税务违法行为尚未构成犯罪，如果税务机关在罚款时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税务机关则不能再对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应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如果税务机关故意不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可以建议监察部门、上级税务机关予以行政处分。如果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以“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追究有关税务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三）在查处税务违法案件中，如果当事人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税务机关认为未构成犯罪的情形
产生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税务机关法律上的认识错误所致案件定性错误，税务机关不会主动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立案。由于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只能由司法机关通过刑事诉讼程序才能最终认定，所以司法机关一旦发现行政机关定性错误，应要求税务机关将案件移送或自行立案处理。在税务实践中，由于税务违法案件主要由稽查局查处，而稽查局查处后，当事人是否应受到刑事处罚，基本上取决于税务机关的主动移送，其结果是导致了相当多的涉税犯罪行为未受到刑事处罚，而以行政处罚了事。因此，笔者建议司法机关应加强对税务机关查处案件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对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行政处罚与刑罚在罚种上的衔接
刑罚分主刑和附加刑，主刑有管制、拘投、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附加刑有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和驱逐出境。刑罚与行政处罚虽然性质截然不同，但其内容存在重叠之处，例如，拘役与行政拘留都是限制了违法者的人身自由，罚款和罚金都是给违法者予以经济制裁。具体到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罚种的衔接，主要是指罚款与罚金的衔接，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与没收财产的衔接。
（一）罚金与罚款的衔接
罚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罚金属于财产刑的一种，它在处罚性质、适用对象、适用程序、适用主体、适用依据等方面与行政罚款具有严格的区别。[3]由于涉税犯罪多为贪利性犯罪，刑法危害税收征管罪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多对这类行为并处罚金，且罚金的数额明显高于同类税务行政违法行为的数额。由于罚金与罚款同属于经济性制裁手段，从理论上讲，应该避免二者的重叠适用，但由于在具体税务实践中，税务机关对于罪与非罪往往难以及时准确判断，其结果是先对纳税人实施了罚款后，发现了纳税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才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对此应按上文确定的“罚款折抵罚金”的规定进行妥善处理，做到罪责刑相适应。有人认为，人民法院判处刑罚后如果未并处罚金，仍可由行政机关实施罚款处罚。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理由是：第一，根据刑法第52条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司法机关未并处罚金，表明犯罪人的犯罪情节不是很严重。第二，虽未判处罚金，但已追究了犯罪人的其他刑事责任，已达到了制裁犯罪的目的。所以，不宜再对犯罪人实施罚款处罚。综上所述，笔者给出罚款与罚金在适用上的衔接应当遵循的原则为：1.罚款在先，罚款折抵罚金；2.罚金在先，不得罚款。
（二）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与没收财产的衔接
没收财产是将犯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没收财产事实上指没收犯罪人合法所有并且没有用于犯罪的财产。[4]而没收违法所得、非法财物的对象是指“违法”或“非法”拥有的财产，所以，财产的合法性是这两种处罚种类在内容上的根本区别。具体涉及到涉税犯罪，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的罪名主要是：骗取出口退税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出售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四类犯罪中，一般情况下（除有特别严重的情形，只能并处没收财产外），没收财产与罚金是选择适用的，如果并处罚金，就不能再并处没收财产，反之亦然。结合《征管法》与《发票管理办法》，可以由税务机关实施没收违法所得和没收非法财物的是《征管法》第71条和《发票管理办法》第38条所规定的税务行政违法行为，这与没收财产在内容竞合上的对应犯罪是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在税务实践中，如果纳税人伪造、出售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税务机关发现其构成犯罪的，应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但如果税务机关先行予以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司法机关如何处理？笔者认为，没收财产和没收违法所得、非法财物不同于罚金与罚款，前者是内容迥然不同的二种处罚方法，对于这二种罚种的衔接关系上，司法机关在作出判决时，应不考虑税务机关是否已实施了没收违法所得、非法财物的行政处罚，而应依法判处没收财产，当然也不存在相互折抵的情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的情况下，应当实行“刑罚优先”的原则，即当税务机关发现了涉税犯罪行为，应先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刑事制裁，而后再视司法机关处理情况决定是否由税务机关给予行政处罚。所以，由司法机关与税务机关通力合作、划清界限、各司其责，是搞好税务行政处罚与刑事制裁互相衔接的重要环节，而在税收行政立法中采取行政刑罚的立法方式则是正确衔接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的法制保障。
（作者单位：四川南充市国税局政策法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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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发《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管理试点办法》及开展试点工作的通知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下发《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管理试点办法》及开展试点工作的通知
保监发〔2006〕109号
北京保监局、辽宁保监局：
为进一步规范保险兼业代理市场，促进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依法合规经营，提高监管效率，实现保险业做大做强和又快又好发展，中国保监会制定了《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管理试点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办法》”），对保险兼业代理监管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并决定在北京和辽宁两地先行试点，待条件成熟时在全国推广执行。现就下发《试点办法》及试点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试点办法》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北京和辽宁两地。
二、北京保监局和辽宁保监局（以下简称“试点保监局”）应充分认识保险兼业代理监管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对试点工作高度重视，认真组织，抓紧落实，确保试点工作取得实效。
三、试点保监局应做好《试点办法》的前期宣传、推广工作，并结合《试点办法》制定详细的试点计划和落实细则，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
四、在试点过程中，试点保监局可向中国保监会提出对《试点办法》的进一步修改完善意见以及关于试点的相关建议。
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管理试点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许可管理
第一节 资格申请
第二节 资格变更及延续
第三节 资格终止
第三章 代理关系管理
第四章 经营规则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保险兼业代理活动，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保险兼业代理活动是指在从事自身业务的同时，接受保险公司的委托，在保险公司授权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并向保险公司收取保险代理手续费的行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保险兼业代理机构是指符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规定的资格条件，并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取得保险兼业代理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从事保险兼业代理活动的各类机构。
第四条 中国保监会依法对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从事的保险兼业代理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在中国保监会授权范围内行使职权。
第五条 保险公司对其所委托的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从事的保险兼业代理活动进行相关管理。保险公司委托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应当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并应严格按照合同规定及时向保险兼业代理机构支付代理手续费。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根据保险公司的授权办理保险代理业务的行为，由保险公司承担责任。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有超越代理权限的行为，保险公司可以依法追究相关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的责任。
第六条 国家机关、政党机构和社会团体不得从事保险兼业代理活动。
属于法律法规禁止从事营利性活动的事业单位或其他社会组织，不得从事保险兼业代理活动。
第七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自觉接受中国保监会对其保险代理业务的监管。在开展保险代理业务活动时，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中国保监会的有关规定，遵循自愿、诚信和公平竞争的原则。
第八条 中国保监会将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划分为A、B、Ｃ三类，实施分类监管。
第二章 许可管理
第一节 资格申请
第九条 从事保险兼业代理活动，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提出保险兼业代理资格申请。申请保险兼业代理资格的机构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并取得许可证后，方可从事保险兼业代理活动。
第十条 申请保险兼业代理资格的机构，应当依据本办法向中国保监会提交书面申请材料和电子数据，并对所提交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一条 申请保险兼业代理资格可采取以下3种方式：
（一）申请人直接申请；
（二）委托保险公司代为申请；
（三）委托保险行业自律组织代为申请。
申请A类、B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的，由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根据所在地市场实际情况规定具体的申请方式。申请C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的，应当委托保险公司代为申请。代为申请的保险公司应督促申请人备齐相关材料并对其进行审核，审核合格后递交当地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
第十二条 申请保险兼业代理资格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依法登记注册；
（二）具备持有《保险代理从业人员资格证书》（以下简称《资格证书》）的保险代理业务人员；
（三）具有保险兼业代理业务管理和台账制度，能够实现对保险代理业务档案的规范管理；
（四）主营业务运转正常；
（五）无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等不良信用记录；
（六）具备在经营场所内兼营保险代理业务的便利条件；
（七）事业单位须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
（八）许可证被吊销后重新申请的，申请人应当已经向中国保监会报送整改报告并得到认可，其申请日应当距许可证被吊销之日一年以上；
（九）承诺按照中国保监会的规定缴存保证金。
第十三条 申请A类保险兼业代理资格的机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备第十二条规定的基本条件；
（二）注册资本或开办资金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
（三）住所所在地的省级行政辖区内拟从事保险兼业代理业务的分支机构或营业网点不少于5个;
（四）拟从事保险兼业代理业务的一级分支机构及其下属分支机构，其保险代理业务人员均应持有《资格证书》且每一网点不少于3人；
（五）一级机构对所属分支机构具有较强的管控能力，内部具有对保险代理业务明确的管理部门和专职工作人员，且无严重的市场违法违规记录或不良信用记录；
（六）具有完善的保险代理业务培训制度，具有相应的培训能力；
（七）拟从事保险兼业代理业务的每个分支机构（包括营业网点）均具备办理保险代理业务的计算机软硬件设施，代理业务档案实现电子化管理。
第十四条 申请A类保险兼业代理资格的机构，经营范围为全国性的，应由各地一级分支机构分别向所属辖区内的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提出申请。一经核准，该分支机构及其所属下级分支机构均可获得A类保险兼业代理资格，但从事保险代理业务活动的每一家分支机构（包括营业网点）必须持有许可证。其法人机构需要申请保险兼业代理资格的，应向中国保监会提出申请，经批准后由该法人机构所在地的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办理许可证登记、打印、发放等具体事宜。
第十五条 中国保监会按取得A类保险兼业代理资格的机构上报的办理保险代理业务的分支机构（包括营业网点）清单核发许可证。
第十六条 申请B类保险兼业代理资格的机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备第十二条规定的基本条件;
（二）注册资本或开办资金不低于人民币50万元；
（三）持有《资格证书》的保险代理业务人员不少于3名;
（四）具备办理保险代理业务的计算机软硬件设施；
（五）取得至少1家保险公司出具的委托代理意向书。
第十七条 申请C类保险兼业代理资格，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备第十二条规定的基本条件；
（二）取得至少1家保险公司出具的委托代理意向书；
（三）申请的保险代理业务范围与主业直接相关。
第十八条 申请A类保险兼业代理资格的机构，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提交下列材料：
（一）《保险兼业代理资格申请表》；
（二）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三）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
（四）办理保险代理业务人员的清单及持证人员的《资格证书》复印件；
（五）保险代理业务管理和台账管理制度；
（六）开展保险代理业务的计算机设施及电子化管理情况说明；
（七）拟办理保险代理业务分支机构(包括营业网点)的清单和各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
（八）非法人机构需提交法人机构的授权书，事业单位须提交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
（九）承诺按照中国保监会的规定缴存保证金的保证书。
针对本条第（二）项，事业单位可以提交登记证书副本复印件。
第十九条 申请B 类保险兼业代理资格的机构，应向中国保监会提交下列材料：
（一）《保险兼业代理资格申请表》；
（二）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三）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
（四）拟办理保险代理业务人员清单及持证人员的《资格证书》复印件；
（五）保险代理业务管理和台账管理制度；
（六）至少1家保险公司出具的委托代理意向书；
（七）开展保险代理业务的计算机软硬件设施情况的说明；
(八) 委托保险公司代为办理申请的，须提供授权委托书；
（九）非法人机构需提交法人机构的授权书，事业单位须提交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
（十）承诺按照中国保监会的规定缴存保证金的保证书。
针对本条第（二）项，事业单位可以提交登记证书副本复印件。
第二十条 申请C类保险兼业代理资格的机构，应委托保险公司向中国保监会提交第十九条中除第（七）项以外的其他所有材料。
第二十一条 中国保监会自收到书面申请材料后，5日内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做出核准或者不予核准的决定。决定受理或决定予以核准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决定不予受理或不予核准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中国保监会核准申请人的保险兼业代理资格时，可以征求当地保险行业自律组织或保险公司的意见。
中国保监会做出核准保险兼业代理资格决定的，应当向申请人颁发许可证，并由中国保监会予以公告。申请人收到许可证后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工商登记手续或相关登记手续。
第二十二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当在领取许可证之前向中国保监会缴存保证金，并在领取许可证时提交缴存凭证。C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缴存保证金，应委托保险公司代为办理。
第二十三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的保证金应以存款形式缴存到中国保监会指定账户，每一家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缴存2万元。
A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以取得许可证的机构为单位，每家分支机构（包括营业网点）应缴存保证金2万元；每增加一个分支机构（包括营业网点）追加2万元，当其住所所在地的省级行政辖区内领取许可证的所属分支机构（包括营业网点）达到50家，即保证金累计达到100万元时，可以不再缴存保证金。
第二十四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决定终止从事保险兼业代理活动或者被依法注销许可证的，可以向中国保监会申请撤回保证金。
第二十五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向中国保监会申请撤回保证金的，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提交下列材料：
（一）撤回保证金的申请书；
（二）在中国保监会指定报纸上登载的终止所有保险兼业代理合同的公告；
（三）结清全部代收保费、归还各种保险单证及全部保险代理业务资料的证明；
（四）原许可证正、副本。
第二十六条 中国保监会在收到保证金撤回申请之日起5日内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做出是否核准的决定。予以受理或予以核准的，应当通知申请人；不予受理或不予核准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七条 许可证有效期为2年。
第二节 资格变更及延续
第二十八条 A类、B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发生资格变更及延续的，可直接到当地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办理。C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委托保险公司代为办理，被委托保险公司负责对上述有关事项进行确认后向当地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提出申请。
第二十九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因下列事项变更的，应当在办理变更登记之日起30日内，向中国保监会报告，并提交相应的书面材料和电子数据。
（一）名称变更；
（二）住所或经营场所变更。
第三十条 B类、C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因自身经营条件发生变化，申请变更下列事项的，应报中国保监会核准，并提交相应的书面材料和电子数据。
（一）代理险种变更；
（二）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类别变更。
第三十一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变更许可证记载内容的，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提交下列书面材料：
（一）《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基本事项变更申请表》；
（二）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副本复印件；
（三）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
（四）原许可证正、副本。
第三十二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30日内向中国保监会申请换发。
第三十三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申请换发许可证的,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提交下列材料：
（一）《保险兼业代理许可证换发申请表》；
（二）办理保险代理业务人员的名单及《资格证书》复印件；
（三）原许可证正、副本；
（四）前2年内代理保险业务的基本情况表；
（五）前2年内本机构代理保险业务接受保险监管、工商、税务等部门监督检查情况的说明及有关附件;
（六）监管费缴清证明；
（七）保险兼业代理机构达到保险继续教育要求的有关证明；
（八）B类和C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须提供至少1家保险公司出具的委托代理意向书；
（九）B类和C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须提交所有与其仍然存在保险兼业代理关系的保险公司出具的保险委托代理合同履行情况的说明。
第三十四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换发许可证：
（一）代理保险业务中存在欺诈、误导等严重违规行为；
（二）办理保险代理业务的人员不符合规定的资格条件；
（三）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或注销工商营业执照；
（四）主营业务不能正常经营或有严重失信行为；
（五）不履行保险委托代理合同的规定事项；
（六）B类和C类机构未能取得保险公司出具的委托代理意向书；
（七）未按规定缴纳监管费和缴存保证金；
（八）曾被保险公司投诉或被保险行业协会列入黑名单并被证实确有违法违规行为；
（九）法律、法规规定不予换发许可证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五条 中国保监会根据需要对许可证的换发申请进行全面审查和综合评价，并于收到申请之日起5日内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自受理之日起20日做出是否核准的决定。决定受理或予以换发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决定不予受理或不予换发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三十六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遗失许可证的，应当向中国保监会申请补发，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保险兼业代理许可证补发申请表》；
（二）在中国保监会指定报纸登载的遗失声明复印件。
第三节 资格终止
第三十七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决定终止从事保险兼业代理活动的，应当向中国保监会提交书面报告，交回原许可证正、副本，并在中国保监会指定报纸上进行公告。 A类、B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可直接向当地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提出申请。C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委托与其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保险公司代为办理，被委托保险公司负责对上述有关事项进行确认后向当地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提出申请。
第三十八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国保监会依法办理许可证注销手续，并予以公告：
（一）未按中国保监会的规定缴纳监管费或缴存保证金的；
（二）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没有申请换发的；
（三）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中国保监会依法不予换发的；
（四）许可证有效期内，被中国保监会依法吊销的；
（五）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被主管部门依法吊销或注销的；
（六）进入解散破产程序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予以注销许可证的其他情形。
第三章 代理关系管理
第三十九条 中国保监会对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与保险公司建立代理关系的数量实行分类管理：
（一）与同一家A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建立代理关系的保险公司数量不限；
（二）与同一家B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建立代理关系的保险公司数量不得超过5家；
（三）与同一家C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建立代理关系的保险公司数量仅限1家。
第四十条 保险公司与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建立或终止代理关系的，保险公司应于建立或终止代理关系后10日内报告中国保监会。
第四十一条 保险公司不得委托未经中国保监会核准并取得保险兼业代理资格的非法机构办理保险代理业务。
保险公司委托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办理保险业务的，应当与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签订书面委托代理合同进行授权，且授权不得超出保险公司自身经营区域和业务范围。
保险委托代理合同的期限不得超出许可证的有效期。
第四十二条 保险公司不得委托在自身获保监会批准的经营区域以外的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开展保险代理业务。
第四十三条 保险公司向保险兼业代理机构支付代理手续费，应当要求对方开具《保险中介服务统一发票》（以下简称《统一发票》），并符合财务、税务相关管理制度的规定。
保险公司不得向未取得许可证的非法机构支付代理手续费、佣金或者类似性质的费用。
第四十四条 保险公司应当设立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登记簿，建立完善的保险代理业务管理制度和流程。
登记簿应当对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的基本状况、代理业务、手续费支付、代理保费管理、保险单证管理等情况进行全面反映。
第四十五条 保险公司应当在每季度结束后的10日内，以每家取得许可证的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为单位，列出代理保险费、手续费汇总清单，按照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数据格式报送电子数据。中国保监会为满足监管需要，有权临时改变报表报送时间和频度。
第四十六条 保险公司应加强对保险兼业代理业务人员展业行为的管理，监督其向投保人如实告知有关保险合同的内容。
保险公司应制定规范统一的《保险合同重要事项提示书》提供给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使用，基本内容应包括：
（一）关于犹豫期的说明；
（二）关于告知义务和通知义务的提示；
（三）保险责任开始日期；
（四）除外责任；
（五）保险费支付、返还的注意事项；
（六）关于解除合同及返还保险费的规定；
（七）验证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合法身份的查询方式。
第四十七条 保险公司应当制止、纠正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的保险违法行为，不得唆使、诱导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从事保险违法行为。
保险公司对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在展业过程中出现的虚假陈述、误导等损害被保险人利益的行为，依法承担责任。
第四十八条 保险公司应当对所委托的保险兼业代理机构所属的保险代理业务人员进行保险法律、保险业务知识培训及职业道德教育或指导，并建立完善的培训记录全面反映委托代理培训情况。
保险公司应当负责或指导A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的代理业务培训工作。保险公司应当组织对B类和C类保险兼业代理业务人员进行培训。每人每年累计培训和教育时间不得少于36小时，其中接受保险法律和职业道德教育时间累计不得少于12小时。
保险公司委托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代理销售人身保险新型产品的，应当按照中国保监会的有关规定对销售人员进行专门培训，销售前的培训时间不得少于12小时。
第四十九条 保险公司及其员工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与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串通，截留、侵吞保险费，或者收取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的回扣；
（二）与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串通，侵占、挪用、骗取保险金；
（三）对直接承保业务以保险兼业代理业务的名义提取手续费、佣金或者类似费用；
（四）通过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向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未取得许可证的机构或者个人支付保险代理手续费、佣金或者其他非法利益；
（五）其他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第四章 经营规则
第五十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从事保险代理业务，应当与保险公司订立书面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合同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保监会有关规定，应当包括以下基本事项：
（一）保险代理险种范围；
（二）保险单证的领用及核销程序；
（三）代收保险费、代理手续费的结算方式及结算时间；
（四）合同有效期限。
第五十一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可以从事下列保险代理业务活动:
（一）代理销售保险产品；
（二）代理收取保险费；
（三）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查和理赔手续；
（四）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业务。
第五十二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仅限于在主营业务场所内利用其便利条件开展保险代理业务，不得在主营业务场所外另设代理机构或派出人员开展保险代理业务。如遇特殊情况需要在主业营业场所之外代理保险业务的，应报当地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备案。
A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通过电话呼叫中心等其他特殊展业方式开展保险代理业务的，应报中国保监会批准。A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加强对此类业务的管理，且不得违反相关保险监管规定。
第五十三条 保险公司之间相互代理保险业务的，应以集团公司或总公司为申请人向中国保监会提出申请。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后，保险公司应以省级分公司为单位向当地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申领许可证。保险公司之间相互代理保险业务时，其业务人员或营销人员开展保险代理业务可以不受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的限制。开展相互代理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的监管费、保证金等相关监管政策，按照A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的标准执行。
第五十四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当将许可证放置在营业场所的显著位置，主动接受中国保监会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检查。
第五十五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当遵循保险公司规定的业务流程，接受保险公司对其授权保险代理业务的指导和监督。
第五十六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代收保险费的，应当开设独立的代收保险费账户，并将户名和账号告知所代理的保险公司。
第五十七条 与多家保险公司开展保险代理业务的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当以所代理的每一家保险公司为单位，对代收保险费情况进行明细反映，并按中国保监会指定的格式于每季度结束后的10日内报送电子数据。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代收保险费的，应当在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时间内交付保险公司，不得动用代收保险费账户内的资金，不得在代收保险费账户内坐扣代理手续费。
第五十八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当向投保人如实告知保险合同中的条款内容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投保决策的重要事实。
第五十九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当建立完整规范的业务档案，及时记录相关业务信息。业务档案内容应载明以下基本事项：
（一）客户姓名或者名称；
（二）代理险种；
（三）代收保险费的收取时间和解付时间；
（四）代理手续费金额和结算时间；
（五）《统一发票》的开具情况；
（六）其他重要业务信息。
第六十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的保险代理业务档案和代收保险费的账户管理应符合本办法的基本要求，并应妥善保管业务档案、账簿等有关业务经营活动的原始凭证及有关资料，保管期限不得少于10年。
保险公司对业务档案、代收保险费账户管理有更高要求的，应当按照保险公司的要求执行。
第六十一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要求，对本机构的保险代理业务人员进行业务和法律法规等相关知识的培训。
A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可按照中国保监会中介从业人员持续教育管理规定自行组织培训,也可以接受保险公司或者经中国保监会认可的培训机构组织的培训。B类和C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当接受保险公司或者经中国保监会认可的培训机构组织的相关培训。
第六十二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当在代理关系终止后30日内，将保险公司提供或者委托制作的各种单证、材料和尚未缴付的保险费等及时交还保险公司。
第六十三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对在经营过程中知悉的有关保险公司、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非公开的业务和财产信息及个人隐私，负有保密义务。
第六十四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及其业务人员不得欺骗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在代理保险业务过程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代投保人、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及相关文件上签字；
（二）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
（三）以本机构名义销售保险产品或者进行保险产品宣传；
（四）阻碍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者诱导其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五）泄露在办理业务中知悉的有关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或者保险公司非公开的业务、财产信息或者个人隐私；
（六）挪用、截留保险费或保险金；
（七）串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骗取保险金；
（八）其他损害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和保险公司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六十五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及其业务人员不得进行不正当竞争，在办理保险代理业务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进行虚假广告和虚假宣传；
（二）捏造、散布虚假事实，损害其他保险机构的商业信誉；
（三）利用行政权力、行业优势地位或者职业便利以及其他不正当手段，强迫、引诱或者限制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或者限制其他保险机构正当的经营活动；
（四）给予或者承诺给予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在保险合同规定以外的其他利益；
（五）超出保险公司的委托权限从事保险代理业务活动；
（六）接受或协助超出经营区域和经营范围开展保险活动的保险公司的委托，为其办理保险代理业务；
（七）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
第六十六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不得与非法从事保险业务或者保险中介业务的机构或者个人发生保险代理业务往来。
第六十七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向保险公司收取代理手续费，应当向保险公司开具《统一发票》，并对取得的手续费收入依法纳税。
第六十八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在开具《统一发票》时，应根据提供的保险代理业务的具体内容，在电脑上登记“业务结算表”，逐笔列明客户名称、险种、保单编号、代收保费、收费时间和解付时间、手续费的计算方法及金额等内容。“业务结算表”由保险公司或保险兼业代理机构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设计，“业务结算表”的电子数据应妥善保管。
第六十九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不得从自身投保的保险业务中提取保险代理手续费。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七十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当按照规定缴纳监管费和缴存保证金。
A类和B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直接向中国保监会缴纳监管费和缴存保证金，C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当由实施委托的保险公司代为缴纳监管费和缴存保证金。监管费的缴付标准及方式由中国保监会另行制定。
第七十一条 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当按照中国保监会的要求报送有关报告、报表和资料。有关报表的电子数据应当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数据格式及标准。
第七十二条 A类、B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应统一由法人机构或一级分支机构于每季度结束后的10日内，向所在地的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报送上一季度所属辖区内全部分支机构办理保险代理业务情况汇总表。C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的每季度保险代理业务数据，应由被代理的保险公司于该季度结束后的10日内代为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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