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自开走被交警扣留的车辆该定何罪

左国新


[案情简介]：2003年3月2日，李某驾车行至某路口时，因违章被交警拦住，交警将其车扣留在交警中队停车场，第二天中午，李某来到交警中队准备接受处理，见值班人员不在，便将自己被扣的车开走，藏匿在亲戚家中。两天后，交警中队发现李某的车辆不见了，立即告知了李某，并提出赔偿李某损失2万元，李某表示同意并接受了交警队赔偿的2万元。
[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应定诈骗罪。理由是：李某将车开走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事实真相，使得该中队在找不到车的情况下，“自愿”地向李某赔偿2万元的损失。
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应定盗窃罪。理由是：李某乘中队值班人员不在，把自己被中队扣留的车开走，所采用的手段就是秘密窃取，而且涉案数额巨大，虽然车辆的所有权是李某，但当时车辆正处在交警中队的合法占有状态（交警依法扣车）下，因此，李某的行为构成了盗窃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应定诈骗罪和盗窃罪。理由是：李某秘密把车开走的行为，构成了盗窃罪，后面隐瞒事实真相，骗取交警中队2万元的行为，构成了诈骗罪，应该数罪并罚。
第四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是不当得利，不构成犯罪。理由是：李某的车因违章被交警中队扣留，只是暂时失去对该车辆的控制而并没有丧失对该车的所有权，因此，李某私自开走被扣的车辆，因该车所有权属于其本人，李某在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的故意，所以，李某的行为只是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不构成犯罪。至于其后面取得交警中队的2万元，李某并没有刻意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来追求这一“利益”，是交警中队自己“误会”了，所以李某的行为也不构成诈骗罪，李某所得的这2万元钱因无法律上原因，属于不当得利。因此，李某应将2万元返还给交警中队。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首先，李某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被害人是由于行为人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而信以为真，以致“自愿”地将自己所有的财物交给行为人或放弃自己 的财产权。诈骗罪在客观上必须表现为一个特定的发展过程：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产生或维持认识错误——对方基于认识错误处分（或交付）财产——行为人获得或使第三者获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本案中，李某虽有隐瞒车辆去向事实的故意，但这种故意是为了掩盖自己盗窃车辆的行为，并不是有意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交警中队赔偿李某2万元是因为李某“盗窃”车辆的行为造成的，不是因为李某诈骗而陷于错误意识处分财产，故不成立诈骗罪。
其次，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因此，构成盗窃罪必须要符合三个特征：一是形式特征——秘密窃取的方式；二是本质特征——对公私财物的所有权构成侵犯；三是数量特征——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或多次盗窃。本案中，李某乘交警值班人员不在，私自开走车辆的行为，是典型的秘密窃取方式，这一点是毫无异议的。争议比较大的，是交警中队暂扣的车辆，算不算公共财产的问题，这也是判断本案罪与非罪的分水岭。根据刑法九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刑法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这些私人财产一旦受到损失，负有管理、使用、运输的国家或者集体单位要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交警中队扣留李某的车辆，中队就负有管理（保管）该车辆的职责，按上述规定，该车辆就属于公共财产，且数额巨大，因此说，李某私自开走被扣车辆的行为，侵犯了公共财物（数额就是交警中队损失的2万元钱），构成了盗窃罪。
综上所述，李某的行为构成了盗窃罪，不是不当得利，也不构成诈骗罪，不能与盗窃罪实行数罪并罚。


作者：江西省上高县检察院 左国新
邮编：336400


本案应定敲诈勒索罪

被告人甲的妻子乙因在购买花生时缺斤少两与小贩丙发生争执，丙态度恶劣并且用赃话骂了乙。甲听乙回家诉说后很是气愤，当日纠集两人与乙等四人来到丙的摊位前准备教训丙一下，当乙丙发生争吵并撕打起来后，被告人甲等三人一拥而上，打斗中为防止丙叫来帮手，遂叫停一辆出租车，将丙推上车，在一个僻静的地方甲等随手捡起地上的木棍和砖块又殴打了丙。后双方决定“私了”，甲等起初要5000元，最后确定为4000元。丙给家中妻子丁打了电话，告诉丁准备4000元，晚上八点回家取钱。后甲等担心丁报案后被抓，又通知丁带钱出来，于当晚十一时，丁等三人在指定地点见到了丙以及该辆出租车，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丁交付3500元后将丙带走，另500元留下用以为丙疗伤。两个月之后，丙报了案，甲被抓获，另两名案犯姓名不详，下落不明，出租车司机亦未找到。本案公诉方以敲诈勒索的罪名移送起诉，一审定性为绑架罪，被告人甲不服，提起上诉。
审理本案过程中，对被告人甲如何定罪，形成了不同意见。从其犯罪行为的客观表现看，是劫持并限制人身自由后勒索财物，即典型的勒索型绑架。而从具体案情看，从起因、发展演变过程、危害结果以及本案现有证据等综合起来看，“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绑架”的等式不一定成立。理由如下：

1、被告人甲等的行为演变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在其妻子乙被缺斤少两的小贩丙当众辱骂后，才出于气愤，纠集他人前去“教训”丙，有很强的报复泄愤意图，先前的暴力殴打行为是一种“出气”。而且甲等事先未准备作案工具，殴打的木棍和砖块都是随地捡拾的。亦未事先准备关押丙的地方，受害人丙的人身自由事实上一直被限制在该辆出租车内。从这些事实分析，不能认定被告人甲等是有预谋的绑架或敲诈。因此，被告人甲等最初出于泄愤报复的说法是符合常理的。后一阶段是甲丙双方决定用钱了“事”起，案情性质才发生了变化，此时起未再使用暴力，仅限制丙的人身自由。而借机向丙敲诈的犯意至此开始产生。
2、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也是敲诈勒索的一种方法行为。斗殴中的劫持毕竟与无缘无故的劫持有一定的区别，劫持又是非法拘禁的一种方法行为。如果被告人甲没有撇开受害人丙，没有不顾丙的态度和意愿而直接向第三人(亲属丁)实施“撕票”等威胁，换一句话说，丁筹钱赎人毕竟还是体现了丈夫丙的“私了”意愿(当然，是在胁迫情况下的意愿，其意思表示不自由)，是代为丈夫“自愿”交出财物，那么甲的行为性质就不会由敲诈勒索向绑架转化。且在被告人甲和第三人丁的意识中未形成──如不就范，则“撕票”的行为预期和如不照办，则丈夫丙的人身安全会受到严重威胁，非死即残的紧迫感。而这一点恰恰是绑架罪在客观方面最核心的要件。被告人甲在实施该犯罪行为后直到逮捕时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内未负案在逃，仍在原地居住，并经营个体饭馆，这一不争的事实亦可说明该行为在其主观认识中确为私了一桩纠纷。故其不具备绑架的主观要件。关于赎金，最初甲等开价5000元，后双方争来吵去，甲作了让步，最终确定为4000元，且原本定为晚上八点一同去丙家中取钱，后因担心丁报案，才通知丁带钱到指定地点，当丁携款与甲当面交涉时，彼此讨价还价，又终于留下500元用作疗伤，俨然是一宗“交易”。这充分说明，胁迫的力度未达到绑架所要求的程度，仍有一定的缓冲余地，这非常符合敲诈勒索的特征。也正是由于丙的意思表示不真实，是在受胁迫(限制自由或随时会遭致殴打)的情况下作出的，也即甲利用丙自身在起因上亦存在一定过错而借机勒索钱财，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才构成了敲诈勒索罪。否则，只能构成非法拘禁罪了。
3、从事实和证据上看，可以发现，全案证据只有两对夫妻的笔录材料，即被告人甲的供述和其妻子乙的证言，受害人丙的陈述及其妻子丁的证言，且乙、丁二人均未到庭接受控辩双方询问质对。刑诉法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本案证人均与当事人有夫妻关系，且其所述在很多重要情节上不能吻合。如，谁先提出私了这一情节，甲丙二人各执一词，而现场证人均未找到；再如，丁证实甲只威胁其不得报警，而丙则陈述甲是以拉往外地相威胁；还有，谁是打第一个电话的人，丙丁亦说法不一，在主叫人、次数、时间上均相互矛盾。丁说丙未打过电话，只在话筒里听到丈夫的“哭诉”声音，而丙在庭审时承认给妻子打过电话。另外，丁先后几次陈述接到第一个电话的时间是下午十八时后，此时正是农历腊月十七，天已经黑了，但丙却说两小时后，丙再次打电话催要赎金时，天才黑了下来。而全案再无任何旁证，其他案犯姓名不详，下落不明，出租车司机亦未找到，很多重要细节均为孤证，无法认定。故根据疑案从轻的原则，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出发，对被告人甲应以敲诈勒索罪论处。
4、尽管被告人因其法律意识的淡薄，将一桩日常民间纠纷演化为刑事案件，但毕竟事出有因，与那些典型的、无缘无故地扣押、绑架他人勒索财物的行为不可同日而语。刑法突出打击的重点是哪些社会危害特别严重，主观恶性特别恶劣的绑架犯罪。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以索取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为目的，采用暴力胁迫手段扣押人质的行为虽符合绑架罪的特征，也不以绑架论处。其精神实质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刑法真正意义上的绑架，其构成要件并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简单，是有严格的适用条件，切忌客观归罪，这样既有悖于罪行法定原则，同时也违背了立法本意。
综上，本案虽有暴力和拘禁行为，但侵犯的客体仍然主要是受害人丙的财产权利。先前的殴打是互殴的组成部分，是泄愤出气行为，不能跟后边的勒索行为混为一谈。虽然，第三人丁携款“赎人”，但其行为体现了丙的意志，是代丙交钱，实质上仍为丙自行交出财物，故原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甲犯敲诈勒索的罪名成立。鉴于一审判决变更公诉方指控的罪名，未就新罪名(绑架)给予被告人辩护的机会，妨碍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行使，故本案首先应作出程序性处理，即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在实体上，由原一审法院重新开庭后作出正确的判决。








朔州中院 张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