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强奸罪和抢劫罪历来是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打击的重点，二者均属常见的社会危害性极大的暴力犯罪。依据我国《刑法》，强奸罪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236条），抢劫罪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263条）。可以看出强奸罪与抢劫的客观行为均包括三种即“暴力”、“胁迫”手段，而“其它手段”和“其他方法”在字面上也无甚区别。这就导致在实践中人们往往用抢劫罪中的“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的理解，来简单的套用于强奸罪，这就大大缩小了强奸罪的范围。其实，如果借助于此二罪犯罪性质和犯罪构成的内在要求加以甄别，便可正确理解二者在客观性为手段上的本质区别，从而正确适用刑法，打击犯罪。

　　从犯罪性质上讲，强奸罪属于侵犯人身权的犯罪，而抢劫罪是归属于侵犯财产权的犯罪，即财产犯罪。我国《刑法》对人身权的刑法保护是以人身权的具体化和类型化为罪名的主要界分标准，也就是一个罪名保护一个具体的人身权类型，如故意杀人罪是针对生命权、故意伤害针对健康权、而强奸罪针对妇女性的权利等等，而财产权的刑法保护则是以侵犯财产权的不同方法作为具体罪名体系构建的主要基准。从而使得在犯罪手段上刑法对二者的要求有所不同。

　　二、具体的甄别

　　（一）“暴力”方面：“死亡不能奸，但死亡亦能抢”

　　我国刑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没有关于“暴力”含义的相关规定，但是根据刑法学学理上的解释抢劫罪的暴力是指以非法占有财物为目的，当场对人或物实施的抑制受害人反抗的强力打击或强制行为。例如殴打、捆绑、枪击、剥夺人身自由活动的能力。

　　强奸罪中的暴力行为，同样在我国刑法中没有明确规定，但是根据学理和实务经验，暴力，是指对被害人身体实施打击或强制，使妇女处于在不能或不敢反抗。即直接对被害妇女采取殴打、捆绑、堵嘴、卡脖子、按倒等危害人身安全或人身自由，使受害妇女不能反抗的手段。

　　由上可见，“暴力”在两个罪名中行为人都是要借助暴力达到使得被害人不能反抗的目的。但是，由于二罪在犯罪性质和犯罪客体上的不同，导致二罪的 “暴力”内容在具体的外延、范围方面还是有所不同的。二者的区别集中表现在行为人所实施的暴力导致的人身侵害，尤其是致人死亡，是否包括在本罪名客观行为的“暴力”内容之中，从而最终影响是定一罪还是数罪、此罪还是彼罪问题，总的来说就是：“死亡不能奸，但死亡亦能抢”。

　　在抢劫罪中，对于行为人为获取他人财物而实施故意杀人究竟应当如何定罪的问题，我们应当结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来分析。由于抢劫罪在客体方面所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既包括侵犯他人人身权利，又包括侵犯他人财产权利，所以为劫取财物而实施的杀人行为所侵犯的客体并未超出在抢劫罪中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范围；不仅如此，在主观上故意杀人亦未超出行为人的实施抢劫行为的故意内容范围。所以，我们认为此时故意杀人行为应未超出抢劫罪的“暴力”内容范围，应当定为一罪，即抢劫罪。而劫取财物之后，为灭口而实施的故意杀人行为则不属于抢劫行为的客体范围和主观故意内容，因此应当以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根据2001年5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抢劫过程中故意杀人案件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规定，“行为人为劫取财物而预谋故意杀人，或者在劫取财物过程中，未制服被害人反抗而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这一司法解释正是对这一争议问题的最好回应。

　　而在强奸罪中，对于行为人为实施奸淫行为而故意杀人应如何定罪的问题的处理则与抢劫罪中的处理有所不同。在强奸罪中，由于所侵犯的客体是单一客体即妇女的性的自主支配权，并且依据一般原理人身权的存续以生命的存续为基础，如果丧失生命则其他一切人身权利包括妇女的性的自主支配权都将随之消灭，故而在杀害人妇女之后而实施奸淫行为时，奸淫行为所侵犯的已然不是该妇女的人身权利，而是尸体的权利，从而也不可能构成强奸罪。所以杀人这一行为是不能涵盖在强奸罪的暴力行为内容之中的，即“死亡不能奸”。故而行为人为实施奸淫行为而故意杀人应当以故意杀人罪和侮辱尸体罪数罪并罚，而不能定强奸罪。

　　（二）“胁迫”方面

　　在抢劫罪中，所谓胁迫，是指行为人使用立即加害公民人身的精神强制力的行为，如以暴力杀害，伤害的语言恐吓或者通过肢体行为表现出的威胁动作等，使被害人产生恐惧而不敢反抗，任凭行为人夺取财物或者被迫交出财物的行为。从胁迫的内容讲，各国刑法的规定不尽相同，有的仅规定“以暴力相威胁”；有的则规定“以立即实施对被胁迫的人或者其他在场的人的生命、健康、名誉或者财产有极大的危害的行为来恫吓。”我国的刑法对胁迫的内容未作规定，但是，从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规定来看，抢劫罪中的胁迫自应理解为 “以暴力相威胁”，且应当场实施。如果犯罪人以将来实施的暴力（针对被害人或者其亲属的）威胁被害人，迫使其交出财物的，就不构成抢劫罪，而应构成我国刑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的敲诈勒索罪。故而可知，在抢劫罪中所谓“胁迫”强调时间上的当场性、对象上的特定性、胁迫内容上的单一性。

　　而强奸罪中的“胁迫”就有所不同，它往往泛指犯罪分子对被害人实施的精神强制，从内容上讲，胁迫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以暴力相威胁”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项，既可以直接对被害妇女进行胁迫，也可以通过对第三者进行胁迫，既可以是口头胁迫，也可以是书面威胁，既可以以暴力进行威胁，也可以以非暴力进行威胁，如以揭发隐私，毁坏名誉等相胁迫。另外，从时间上讲，如果犯罪人以将来实施的暴力相威胁、将来要揭发妇女的隐私等，使妇女处于不能抵抗的情况下而奸淫的，也可构成强奸罪。

　　可见，强奸罪中的“胁迫”，其内容的范围和时间的限制都比抢劫罪来点宽。两者具有明显的区别。

　　此二罪在“胁迫”上的区分的理据在于犯罪性质的本质规定性所决定的刑法规制方法的不同，即我国《刑法》对人身权的刑法保护是以人身权的具体化和类型化为罪名的主要界分标准，也就是一个罪名保护一个具体的人身权类型，如故意杀人罪是针对生命权、故意伤害针对健康权、而强奸罪针对妇女性的权利等等，而财产权的刑法保护则是以侵犯财产权的不同方法作为具体罪名体系构建的主要基准。这使得在犯罪手段上刑法对二者的要求有所不同。因此，抢劫罪中的“胁迫”要强调时间上的当场性、对象上的特定性、胁迫内容上的单一性，否则就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等其他罪名。

　　（三）“其他手段（方法）”方面

　　区别主要有两个方面：（1）强奸罪中的“其他手段”，包括用欺骗的方法去奸污妇女。例如，冒充妇女的丈夫进行奸污；利用封建迷信奸污妇女；甚至还有假冒招工体检等方法奸污妇女。在上述情况下，性行为似乎是妇女出自“自愿”，但实际上是违背妇女意志的，这就符合了强奸罪的根本特征。被害妇女之所以与其发生性关系，是由于犯罪人的欺骗，因而产生错觉的结果。

　　抢劫罪中的“其他方法”则不包括用欺骗手段取得财物。因为我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已经把用欺骗手段取得较大公私财物的行为，规定为诈骗罪了。

　　这也是二者犯罪性质的本质规定性所决定的刑法规制方法的不同所致。

　 （2）强奸罪的所谓“其他手段”还包括犯罪人用药物麻醉、用酒灌醉等手段，使妇女处于不能抗拒的状态而奸污的情况。除此之外，犯罪人利用妇女处于不能抗拒的状态，进行奸污的也构成强奸，例如趁妇女熟睡、灌醉，患精神病等进行奸淫。在后一种情况下，不能抗拒的状态时妇女原先存在的，不是犯罪人故意用自己的行为造成的，犯罪人只不过是利用了这种状态。

　　而抢劫罪的“其他方法”，也是指犯罪人对被害人施加某种力量，使其处于不能抗拒的状态，从而掠走其财物的行为。例如，用酒灌醉、用药物麻醉等。但是应当指出，在类似上述强奸罪的后一种情况下，即被害人不能抗拒的状态不是由犯罪人行为所造成，而是原先就存在的时候，例如，犯罪人利用被害人熟睡、酒醉或者不备之际，掠走其财物的，则只能构成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盗窃罪，不能以抢劫罪论处。可见，强奸罪的“其他手段”所包含的内容也比抢劫罪的“其他方法”更宽泛。

　　三、结论：实践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不能把强奸罪的“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与抢劫罪的“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等同起来，当成时一回事，否则，就会出现定罪量刑的错误。如果以抢劫罪的“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来套用强奸罪，就会缩小强奸罪的适用范围，轻纵罪犯；相反，如果以强奸罪的”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来套用抢劫罪，又会扩大刑事责任的范围，这两种倾向都是应当避免的。

　　（作者单位：河南省洛宁县人民法院宣教科）
　　来源：中国法院网
种子检验还是植物检疫
——也谈农作物遭病毒侵害损失谁担
武合讲

[内容提要] 种子检验和植物检疫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实施种子检验并对种子质量负责是种子企业的法定义务。植物检疫机构负责植物检疫。种子企业没有实施植物检疫的能力和义务。司法实践中，判决种子企业承担有害生物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
[关键词] 种子检验 植物检疫 法律责任
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因农作物种子带有国家规定检疫对象有害生物（以下简称检疫对象）造成农作物损失的事故时有发生。发生此类事故给种子使用者造成的损失，应当由谁承担赔偿责任，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件，通常是判决种子经营者或种子生产者赔偿种子使用者的损失。作者认为，种子生产者和种子经营者不应对农作物种子带有检疫对象造成农作物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下面借助中国法院网刊载的《农作物遭病毒侵害损失谁担》一文介绍的案例[1]，谈点个人意见。
案例案情是：海容公司委托宝应湖农场种植南瓜550亩。经海容公司引荐和担保，宝应湖农场自中天公司购买经上海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的厦门海关检疫入境的东升南瓜种子2200袋，并予以封样。东升南瓜开花结果期大面积暴发南瓜花叶病，导致严重减产。宝应湖农场诉至法院，要求中天公司和海容公司连带赔偿其损失44万余元。经对样品种子检验，检出南瓜花叶病毒。法院认为：中天公司有能力进行南瓜病毒检验，但销售的种子却带毒，并未如实告知买受人；海容公司未要求农户进行消毒处理；种子带有病毒与原告的损失有因果关系，表明存在质量瑕疵，中天公司和海容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法院据此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的损失。
作者认为，判决种子生产者和种子经营者对种子带有病毒等有害生物造成种子使用者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值得商榷。
1 带有非检疫对象的种子造成种子使用者损失的，种子经营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第三款第（五）项规定，带有检疫对象的种子为劣种子。《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禁止进境物名录》（农(检疫)字(1992)第17号）和《关于发布全国植物检疫对象和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的通知》（农农发［1995］10号），规定了进境物检疫对象和全国植物检疫对象名单。由于南瓜花叶病毒既不属（农(检疫)字(1992)第17号）规定的进境物检疫对象，又不属于（农农发［1995］10号）所附全国植物检疫对象名单规定的检疫对象，所以，南瓜花叶病毒不是检疫对象。带有南瓜花叶病毒等非检疫对象的种子，不属于劣种子。
依据种子法、产品质量法的规定，种子生产者和种子经营者只对种子质量负责；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的损失，种子经营者和种子生产者应当予以赔偿。带有非检疫对象的种子造成的损失，不属于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的损失，不应由种子经营者和种子生产者承担赔偿责任。气候环境、种子处理、田间管理或者未履行使用说明义务以及技术指导失误等均与种子带有检疫对象无关；由此造成的损失，不应由种子生产者和种子经营者承担种子质量损害赔偿责任；应由违反合同法、农业技术推广法、农作物种子标签通则、相关农作物生产技术规程等法律法规的行为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气候环境等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损失，应由种子使用者承担或由政府救济。
2 经过检疫的种子如果带有检疫对象，应由施检机关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检疫条例》的规定，对入境植物和植物产品的检疫，由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负责（此案所涉种子就是经厦门海关检疫入境）；对国内调运植物和植物产品的检疫，由植物检疫机构负责。输入植物、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经检疫发现有植物危险性病、虫、杂草的，由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签发《检疫处理通知单》，通知货主或者其代理人作除害、退回或者销毁处理。此案所涉种子经厦门海关检疫合格，准予进境；证明种子生产者生产的种子不带有植物危险性病、虫、杂草等有害生物。经过植物检疫的种子，即使带有检疫对象并由此造成了损失，也因植物检疫机构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的，应由植物检疫机构承担损失赔偿责任。法院判决种子生产者和种子经营者承担因种子带有检疫对象造成的损失，不符合法律规定。
3 经过检疫的种子带有检疫对象造成种子使用者损失的，种子经营者应当免责。
3.1 种子经营者没有实施植物检疫的能力。
种子法规定，种子生产者应当具有与种子生产相适应的检验设施和检验技术人员；种子经营者应当具有能够正确识别所经营的种子、检验种子质量的人员，具有与经营种子的种类、数量相适应的检验种子质量的仪器设备；即种子生产者和种子经营者应当具有检验种子质量的能力。种子法还规定，仲裁以及监督抽查检验，由具备相应检测条件和能力并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种子质量检验机构及其种子检验员负责执行。无论是种子企业的自行检验还是种子管理机关的监督检验，检验的对象都是假劣种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检疫条例》的规定，进出境动植物检疫由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实施；国内调运、邮寄种子的植物检疫任务，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农业主管部门、林业主管部门所属的植物检疫机构负责执行。动植物检疫的对象是列为国家规定检疫对象的有害生物。
法律只要求种子生产者和种子经营者应当具有种子质量检验的能力，没有要求其应当具有检疫有害生物的能力。种子检验与植物检疫的实施主体和检验对象均不同，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前引案例混淆了种子检验和植物检疫的区别。
3.2 经过检疫的种子带有检疫对象给种子使用者造成损失的，种子经营者应当免责。
经过检疫的种子不应带有检疫对象。由于种子经营者和种子生产者没有实施植物检疫的能力，其应当对经过检疫的种子所带有的检疫对象给种子使用者造成的损失免责。经过检疫的种子仍然带有检疫对象，是种子生产者和种子经营者依其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的“缺陷”，属于产品质量法规定的免责事由。产品质量法规定：“生产者能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二）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三）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存在的”。 此案所涉种子，入境时已经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厦门海关）检疫，证明种子生产者生产的产品（种子）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检疫对象）尚不存在；从双方封存的样品中检出病毒，表明植物检疫机关在实施入境检疫时尚未能发现该病毒；不具备检验病毒科学技术水平的种子经营者和种子生产者更不能发现该病毒的存在。如果种子入境时的科学技术水平能够检出该病毒，而专业从事植物检疫的检疫机关尚未发现该病毒，说明检疫人员玩忽职守，因玩忽职守漏检的该病毒又与原告的损失有因果关系，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植物检疫机关承担赔偿责任。《辽宁19户瓜农使用进口种子遭瓜瘟 向农业部索赔》案，就是一例[2]。
4 出售种子的经营者的追偿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六条第三款第（五）项规定，带有检疫对象的种子为劣种子。使用带有检疫对象的种子造成的损失，属于因种子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种子使用者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要求出售种子的经营者（不是所有的种子经营者）予以赔偿。植物检疫机构应检而未检或者应检出而未检出检疫对象，植物检疫机构具有过错；此过错与检疫对象给种子使用者造成损失有因果关系，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赔偿了种子使用者因带有检疫对象的种子造成的损失后，有权向植物检疫机构追偿。

[1]苗成斌、卢青：农作物遭病毒侵害损失谁担. 中国法院网，网址：http://www.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81421&k_title=农作物遭病毒侵害损失谁担&k_content=农作物遭病毒侵害损失谁担&k_author=. 发布时间：2003-09-19.
[2] 邢学波：辽宁19户瓜农使用进口种子遭瓜瘟 向农业部索赔. 京华时报.2006年10月24日.

作者简介：武合讲，山东贵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菏泽学院教师，主要研究领域：种子法律法规和种子纠纷诉讼。电话：13605306590。http://www.ny148.cn/main/，E-mail：whj148@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