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权是钢性的司法底线之法律辩析/张生贵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3 18: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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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一家人长期居住在涉案房屋内、户口在此、在本市无其他住房。李德之父亲向法院提起腾房之诉，案件的裁判将面临着李德一家人基本生存权能否得到保障的重大问题，针对民生类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反复强调，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权，这是司法钢性底限，也是宪法性权利，请二审本着人权第一的角度给予慎重考虑。
李德系公有住房的被拆迁安置人，身边还有未成年女儿李达，居住权是保障家人基本生存需要。
长期居住取得被安置资格：李德之父亲李达与母刘美结婚后，李达与刘美居住在李达的另一处公租房，李德居住在的涉案公有房屋内，1997年拆迁期间，李德搬至过渡房；1999年9月回迁楼建成交房时，李德依据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规定，自始搬进涉案房屋，承担了装修、家具、电器等基本费用，十多年来李德一直维护管理此房，居住至今。
房改前后李德居住无变化：2002年公租房进行成本价房改，李德出资五万元购买，2003年5月28日取得标注“成本价”字样的“产权证”，产权人写为李德之父亲李达，李德居住状况未发生变化。
3、共居事实证明李德的居住权：拆迁前后，李德与父亲共居生活25年时间，李德之父亲曾有三次生病，每次住院都是李德守候在病床前，尽了赡养义务。1997年9，李德与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订立了《北京市城市住宅房屋拆迁安置补助协议书》，此协议第二条确定李德为被安置人员；第三条第2项内容确定“过渡期至1999年9月，过渡期满后安置到涉案小区施工号一号楼2门501房”。
4、遗产分割款不能改变居住权：李德得到的遗产分配款系刘美的权利转化，性质上不能吞并居住权，拆迁公有住房分配的居住权具有公益保障性质，是国家关于公房管理的特殊规定，与遗产分割的私权性质不能相提并论。
李德取得的遗产分配款，因李德的生父治病花销大部分钱款，生父自2005患食道癌做手术，现在也不能像常人一样生活，只剩半条命，李德无固定收入，该款用于维持生父的治疗和李德女儿的上学，手头所剩无几，无力购买房屋。
二、法律价值理念的判断问题：
案涉公有住房性质上是国家分配的一种福利：公正妥善的裁处房改房产权人与共居人之间的争议，必须以国务院房改配套政策为大前提，《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十八）规定，职工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有住房，每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购房的数量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和各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分配住房的控制标准执行。《北京市职工购买公有住宅楼房管理办法》第3条、第4条规定，承租户购买公有住宅楼房实行限量，购房人购买承租公房按家庭人口计算。足见国务院及北京市政府规定，公有住房的销售对象是承租公房的整个家庭，并以家庭成员同意购买为前提，一个家庭只能享受一次，不是承租方个人。公有住房的出售对象具有特定性，明显区别于一般商品房买卖，公有住房的购房主体是城市承租公有住房的家庭成员，带有很强的政策性，这是公有住房的福利性决定的。房改的目标是建立以中低收入家庭为对象、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供应体系，《决定》规定向中低收入职工家庭出售公有住房实行成本价，解决住房困难，保持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定，减轻社会负担，房改房一般住用五年后可依法进入市场，在同等条件下，原售房单位有优先购买权、租用权，原售房单位已撤销的，当地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有优先购买权、租用权。原审机械地以“谁取得产权谁就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撵走非产权人”的思维极其错误，与国务院房改政府及保障困难家庭居住条件若干规定相背离。从《城市公有住房管理规定》第28条、《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城市公有房屋管理的若干规定》第1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9条的规定得到断定。李德之父亲的代理人辩称房证写谁名字，谁就有权让他人腾房，这样的说法于法有悖，原审坚持的裁判思路及价值判断错误，应予纠正。
北京高院关于居住权的司法批复：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你庭关于刘士奎与刘鸿宇、刘景、王立红财产权属纠纷一案如何使用法律的请示收悉。经研究认为，根据《城市公有住房管理规定》以及我国公有住房租赁、拆迁、出售的相关政策，承租、购买公有住房是国家分配给职工的一种社会福利，此种福利的享有人不仅包括承租人，还包括与其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员。因此，在本案中，刘毅享有诉争房屋的居住权，王立红。刘鸿宇作为刘毅的配偶和子女与刘毅同住亦属该房屋的共居人，刘士奎无权要求刘毅等腾房。刘士奎在以成本价取得该房屋产权之后，本应有权向刘毅收取一定的房屋使用费，但由于刘士奎与刘毅并未就房屋使用费达成协议，且双方之间不属一般意义上的房主房客关系，故对刘士奎请求刘毅腾房和补付此前的房屋使用费的请求可不予支持。对于今后的房屋使用费，双方但是人应通过协商确定，协商不成，可另行解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对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请示的刘士奎与刘鸿宇、刘毅、王立红财产权属纠纷案的答复（2003年9月2日）
统一司法判例，后诉应遵从前案的审理思路：
东城区人民法院（2003）东民初字第182号民事判决裁判要旨：法院经审理认为段巍户籍一直登记在讼争房屋所在的19号，其经王淑英同意自1997年搬回讼争之房，此后长期在内居住生活，与王淑英即房屋承租人形成了共居关系，对该房应享有合法的居住权。故判决段巍对本市东城区板厂胡同19号王淑英承租的北房西数第二间享有合法居住权。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03）东民初字第00888号民事判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3）二中民终字第04272号民事裁定：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讼争方房虽由谢考进承租，但谢会来、德荣丽作为谢考进的共居人，对讼争房享有居住权，现谢考进让谢会来、德荣丽搬离，对此共居人谢会来、德荣丽明确表示不同意，且二人在本市无其他住房，并不具备腾房条件，故谢考进要求谢会来、德荣丽腾房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谢考进的诉讼请求，判决后谢考进不服，持原诉请求及理由上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后撤回上诉。
类案的客观事实表明，诉争房由公房转为产权房，李德之父亲以较小的对价取得房屋产权，共同居住人李德不能成为房屋的所有权人，却没有明确放弃居住权，所以不能因此排斥李德及未成年女儿在房屋内的居住权利。
现共居人主张居住权，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宪法明确规定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李德的居住权应受法律确认和保护，李德之父亲不让李德居住在房屋，事实上剥夺了其最基本的生存权。
从民事诉讼解决纠纷角度出发，妥当地实践定分止争、保障权益的诉讼目的，审判结果尤其是民事裁判的形成，法律效果并不只是唯一决定因素，在个案中社会效果不能忽略，我们不能直视更多的人无家可归而无动于衷，更不能在僵化司法理念指导下对此种形势推波逐澜，当面临制定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法官的裁量权限应当更多考量社会的正义与公平。
二0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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